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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在声韵之学方面也颇多创获。过去有些词家如张炎、杨缵等，主张填词必须与宫调声情相合，必须依月用律等等。夏承焘通过细勘柳永、周邦彦等“深解词乐者”标明宫调之词，发现“宋人填词，但择腔调声情而不尽依宫调声情”；而所谓“依月用律”，亦不尽然。他指出：“张炎《词源》‘五音宫调配属图’，以八十四调分属十二月，如正月用太簇，二月用夹钟等，盖借古乐装点。今考周清真《片玉集》，前六卷分四时编次，以其宫调核对时令，符者仅七首。”即以张炎本人的词集为例，“校其时令，则仍十九不合”。盖宋词以哑筚篥和唱，不用中管，若依月用律，则有五个月之词不可歌。 夏承焘在字声研究方面最为细致。自万树《词律》强调严守四声之说，后之词家或奉为准绳，不敢违越；或病其拘泥，欲一律摧陷之。夏承焘认为：“词中四声，前人无多发明。”于是细检唐宋人词集，历考字声演变之过程。他发现：“自民间词人士大夫手中之后，飞卿已分平仄，晏、柳渐辨上去，三变偶谨入声，清真益臻精密。唯其守四声者，犹仅限于警句及结拍，自南宋方、吴以还，拘墟过情，乃滋丛弊。逮乎宋季，守斋、寄闲之徒，高谈律吕，细剖阴阳，则守之者愈难，知之者亦鲜矣。”为此他明确地表达了关于四声问题的意见：“吾人在今日论歌词，有须知者二义：一日不破词体，一日不诬词体。谓词可勿守四声，其拗句皆可改为顺句，一如明人《啸余谱》之所为，此破词体也，万树《词律》论之已详。谓词之字字四声不可通融，如方、杨诸家之和清真，此诬词体也。过犹不及，其弊且浮于前者。盖前者出于无识妄为，世已尽知其非；后者似乎谨严循法，而其弊必至以拘手禁足之格，来后人因噎废食之争。是名为崇律，实将亡词也。”他的这个意见，客观、公允，被词学界人士奉为定律。 夏承焘对词的格律问题也做过相当全面而细致的考察，曾计划写一部大书，名为《词例》。据《词学季刊》创刊号《词坛消息》介绍，此书约分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声例、韵例诸项。作者自谓：“《词律》究一词之格律，此书将贯全宋、元词为一系统。”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没有最后完成。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词律三义》、《“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词韵约例》、《唐宋词字声 之演变》、《犯调三说》、《填词四说》等论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已足以令人服其周详与精确。 三、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 夏承焘的词学成就主要在考据之学，他的《唐宋词人年谱》和《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以及收录在《唐宋词论丛》里的《词律三义》、《唐宋词字声之演变》等论文，都是前无古人的，他早年也曾以此自信，可是到了晚年，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似乎不太看重考据之学，而更看重批评之学。1978年5月，他在《月轮山词论丛》一书的“前言”中说： 我二十岁左右，开始爱好读词，当时《疆村丛书》初出，我发愿要好好读它一遍；后来写《词林系年》、札《词例》，把它和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翻阅多次。三十多岁，札录的材料逐渐多了，就逐步走上校勘、考订的道路。经过一二十年，到解放前后，才开始写评论文字。 这种治学方面的流弊，表现在我这本集子的几篇校勘、考订文章中，最显而易见的是因小失大。在那三十年间，我的主要工作是《词律》、《词例》的探索和《词林系年》的编纂，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几篇校勘、考订文章只能算是副产品。我的校勘工作只是酌量一字一句的异同，我的考订也不出对作家作品一些琐节碎义的爬梳和关于几本词书真伪问题的探讨，而对于词这种文学的发展趋势和作家作品的时代意义、所反映的阶级本质等等，却很少触及和阐明。 解放以后，由于朋友的鼓励和教学的需要，我开始试写几篇作家作品论。我的文艺理论知识很浅薄，所以这几篇词论大都只是以资料作底子，以旧时诗话、词话镶边。论李清照、陆游、辛弃疾、陈亮诸家词往往只肯定他们的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而忽视了从今天的社会要求和思想高度揭示其局限，因之便忽视了他们在今天社会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联系他早年在日记里所一再流露的那种“为学不能大处落手”的苦闷，那种“颇思稍稍务其大者”的愿望，以及“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左”的思潮的烟云还未曾散去的学术语境，夏承焘的这些话，应该说是很真实的，虽然也有不少谦抑的成分。 事实上，他的考据之学是第一流的，他的批评之学也有鲜明的特色。如果说考据之学是“词内看词”，那么批评之学就是“词外看词”。夏承焘的“词内看词”包括对词的字、句、片、声、韵、调、谱、修辞、体式、版本等的校勘和考订；他的“词外看词”则主要表现为诗词之比较，词文之对读，词作与词论之互参，以及由作者的时代、环境、遭遇、个性、政治倾向、生活态度、文学观念考察作品的思想、情感、表现形式与风格等等。一般来讲，“词内看词”可以把词的某些细节看得很真切，但难免流于琐碎，甚至“因小失大”，看不到词的全貌；“词外看词”可以看到词的全貌，但难免流于疏阔，甚至“大而无当”，经不住推敲和检验。“词内看词”和“词外看词”各有优长与局限，单打一的“词内看词”或“词外看词”都是不高明的。而夏承焘的过人之处就在由“词内看词”走向“词外看词”，进而把这两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例如他讲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首先把她的词风归纳为“明白如话”四个字。接着就从“不羁的性格”与“平凡的环境”的冲突这个层面，分析其风格的成因。夏承焘指出：“由于她有深沉的生活感受，所以不需要浮辞艳采”，“由于她有坦率的情操，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所以敢于直言无讳”。然后又参照李清照《词论》，进一步探讨其风格的成因。他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指出《词论》应该是李清照早年的作品；认为她后期的创作于她的理论有突破，也有坚持，突破在“故实”、“文雅”、“典重”诸项，坚持在“词别是一家”。凡此，都是“词外看词”之所得，其见解已经超过了前人和时贤。但是夏承焘的考察并没有到此为止，他还有一套最为得心应手的方法，这就是分析李清照词的音律特点。他认为李清照的词除了明白如话的文学语言，还有“明白好懂的音律声调”。他指出，《声声慢》一词一共79字，用舌声15字，用齿声42字，两项加起来占了全词的半数以上。“尤其是末了几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二十多字里舌齿两声交加重叠，这应是有意用啮齿叮咛的口吻，写自己忧郁惝倪的心情。不但读来明自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乐章的特色。”夏承焘讲，关于这首词，“宋人只惊奇它开头敢用十四个重叠字，还不曾注意到它全首声调的美妙”。而这一点，乃是“词内看词”的创获。 又如夏承焘论陆游的词，把他的诗和词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和比较，指出“陆游的诗，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圆熟，不为佶屈槎枒之态，他的词也同此风格”。又把他的文集里那几篇关于词的文字都列出来，一一加以阐述，指出他的文学见解是很有几分重诗轻词的。但是这样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当陆游以他作诗的工力作‘诗馀’时，便自在游行，有‘运斤成风’之乐。这犹之大书家倾其一生精力临摹金石、篆、隶，偶然画几笔写意花草，却更见精力充沛。艺术的境界，有时原不能专力以取，却于‘余事’中偶得之。陆游的词，可说确能到此境地。”夏承焘又言：“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个字评陆游的词，我以为却很恰当。‘夷然不屑’不是就内容说，而是说他不欲以词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一般词人。陆游的《文章》诗里有两句传诵的名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十个字可以评赞一切大作家的小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规矩从心的‘妙’手，才会有不假思索的‘偶’得。这是来自学力、才气的交相融会。两宋以来一切大文豪大作家如苏轼、辛弃疾、陈亮诸人的‘诗馀’、‘语业’，大都如此，《放翁词》的许多名作，也复如此。”这一段文字包含了大智慧。像这样大彻大悟的见解，决不是一辈子但知在一字一句之间“琐琐挦摭”的人说得出来的，决不是三家村学究说得出来的，只有能入能出的人，既长于“词内看词”、又长于“词外看词”的人才能达到这个高度。有的人居然讲夏承焘只懂考据之学，不懂批评之学，也不知他所谓的批评之学，究竟是指什么? 夏承焘论陈亮的词，则把陈氏的有关政论列举出来，与其词篇对读，指出他的词是与他的政论相结合的。夏承焘说：“陈亮既已以这种种议论为奏议、为书函、为论著，而又以之入词。有的既已人词，而又以之为奏议、为书函、为论著。这样不厌重言累语，正由于他自负‘经济之怀’，不能默焉自已。这是他爱国热情的表现，决不是有意要以文字见异于人，如世所谓‘以诗为词’、‘以论为词’的文人见识。”“陈亮这些政治议论都是明见于他的著作里的，可是从来不曾有人把它列举出来和他的词篇对读。”第一个通过词文对读的方式研究陈亮的人，就是夏承焘。 夏承焘对姜夔词风的研究，更是以诗词比较见长。他说：“白石作品，在文学史上的评价是词比诗高。我现在论他的词，可先从他的诗说起。我以为若了解他的诗风转变的经过，是会更易了解他的词的造就的。”“白石的诗风是从江西派走向晚唐的，他的词正复相似，也是出入于江西和晚唐的，是要用江西派诗来匡救晚唐温(庭筠)韦(庄)以及北宋柳(永)周(邦彦)的词风的。”夏承焘的这个观点与缪钺接近，所用方法也是受了缪钺的启发。 夏承焘还有一篇很具独创性的文章，名为《(楚辞>与宋词》，他在这篇文章里比较了《楚辞》和宋词之间的相似点，可以视为“词外看词”的一个代表作。他说：“《楚辞》出于周代的南方民歌，它结合南方的宗教音乐(巫音)，用长短句的形式，表达宛转杳渺的情感，形成一种新诗体。词出于六朝时代的南方民歌(清商乐)，它结合从西北传人的外来音乐，承受了齐梁，尤其是唐代五七言近体诗的成就，产生比前代乐府诗歌更其多种多样的长短句形式。这两种文学产生的情形很相类似，所以即就形式方面讲，词体接受《楚辞》的影响，原是有其先天的因素的。”“《楚辞》作风的特征之一是重暗示、富想象。屈原作品又有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法——也许就是他创始的——是好以女性自比，以女性的口吻诉述自己的心情……这对宋词婉约杳渺风格的形成尤其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对于从南方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宋词的审美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词内看词”与“词外看词”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没有“词内看词”的功夫，“词外看词”就会显得空洞浮泛，主观臆断；没有“词外看词”的本领，“词内看词”就会显得琐琐碎碎，了无生气。夏承焘的批评之学之所以能做到断制稳当而又生动有趣，就因为他早年为了撰写词人年谱，考察词乐与声韵，把朱疆村、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细读过多次，并做过许多校勘与考订的工作，在“词内看词”方面当得起“精确”二字；此后，他又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美学、心理学、文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中外名著，扩大了学术视野，具备了“词外看词”的知识、眼光和本领。虽然他的批评之学始于1949年以后，某些地方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但是就他对作家作品的体认与判断来看，他是较少受到庸俗社会学和“左”的思潮的侵袭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在1949年以前打下的那份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