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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搞古文字这行，应当坐牛车啊” “潮人”，这是陈炜湛和曾宪通对于老师商承祚的共同评价。研究古文字的学者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严肃而古板的，商承祚却是中大有名的“老顽童”。一则在康乐园广为流传的段子便是：中大学子经常会在路上碰上这样一个老头问路：“我叫商承祚，请带我回家。” 从年轻时起，商承祚便是“大玩家”。十来岁时，商承祚与伯父居住青岛，每日下午常至长里余宽约三丈的海边的长堤垂钓，所得皆黄鳝无另种鱼。并且非常喜欢放风筝，风筝有名纸鸢，其品种有鹰、雁、蝴蝶等。童年时他多动手自己制作，他还特地记录下扎风筝的要领：“鹰左右相等，糊制时，须用两条相等的线，在翼上拉好，糊纸时力求相等，否则飞上高空会不断翻跟斗。” 及至成年任教于北平，商承祚的“玩性”更是不减。在他的《我的大半生》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时期的生活：每星期六晚去打台球，甚至通宵达旦以为乐，因为入迷，夜卧床上，以帐顶作球台，回忆某次球位打不到的原因在哪里，而不觉疲惫。又买了辆摩托车，俗称电驴子，以便于访友，常骑在长安街，因街道宽阔即与汽车竞赛，熟人见了都为之担心，他们说“你搞古文字学这行，应当坐牛车啊！”。后来又想买小汽车，但父亲不同意，说：“摩托车小，易避让人，汽车大，容易出事，人命关天，后事难以想象，不同意。”于是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种对新鲜事物如孩童般的好奇心，成为理解商承祚的关键词。“当时许多人读他的文章，以为他是长袍马褂，见了面才知道是西装革履，而且打火机、折骨伞这些新鲜的玩意他都有。”曾宪通回忆，1976年中大唯一一部彩色电视便在商老家里。 商尔从对祖父晚年的形容是“童心未泯”，“80年代初到香港看见一个会叫会动的电动鹦鹉玩具，给曾孙买了一个，自己也买了一个，挂在客厅的圆拱门中间，这鹦鹉与客厅古朴的气氛相比显得有点特别，来的客人总会问这是什么，他就会打开开关，让电动鹦鹉叽叽喳喳地跳一下，自己也不亦乐乎。” “三条腿的马”和“吊死鬼的美人”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陋室铭》中的这句话，对于商承祚来说，或许应该改成“谈笑有鸿儒，往来常白丁”。在后辈们的眼中，商承祚是个儒雅却没有架子的人，他能与名士相谈甚欢，也会和中大的保安门卫打成一片。晚年时，穿着唐装白绸裤、手里拿着雪糕的商承祚甚至成了康乐园一景。晚年，商承祚免费为书法爱好者传授技艺，商尔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每周日家里总是门庭若市，七十年代时，书法爱好者以工厂工人和教师居多，他总是来者不拒。遇到学书法的人或其他早年朋友家庭生活上困难的，还给予经济上的接济。” 商承祚秉承父亲“不做官”的教诲，一生唯一一次和官场打交道是1944年为了生计在重庆担任盐务总局帮办秘书。因他不熟悉官场，所以在两年多的秘书工作中，从未拟过一份官场式的文稿，却常去古玩商店逛逛，练练书法，或收集文物字画，或开个人书法展览。在这一时期，商承祚认识了许多当时的文艺名流，如著名画家徐悲鸿、张大千，还有郭沫若。 商承祚与徐悲鸿友谊深厚，两人经常谈论书画，有一次商承祚看着徐悲鸿的四幅画说：“我和您提个意见好吗？”徐曰：太好了。于是取一幅奔驰的野马，曰：“三条腿的马”；取一幅垂尾回顾的坐猫，曰：“狐狸尾巴的猫”；取一幅竹，曰：“甘蔗的竹”；取一幅仕女，因颈子略长，曰：“吊死鬼的美人。”说完两个人大笑不已。徐曰：“自到重庆以来，只听一片赞扬声，既未闻意见，更谈不上这样好又尖锐的批评，此之谓知友！好，我请你吃午饭。”晚年每想起这些往事，商承祚仍若有所失。 在原则问题上，商承祚向来“不给面子”，即使对朋友也不例外。同为古文字学者，商承祚与郭沫若经常讨论学术问题，是“一起吃担担面、手撕鸡”的交情。但1965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立刻在学术界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商承祚立刻发表《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反驳郭沫若的观点。“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会‘随大流’，也不会阿谀奉承，郭沫若是他的挚友，又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学术权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能公开否定郭沫若结论的人少之又少。”商尔从说。 本文参考《商承祚文集》、《曾宪通学术文集》、《清芬济美》等书，特别感谢陈炜湛、曾宪通、谭步云三位老师，以及商承祚先生后人商尔从先生对本文所作的支持和贡献。 总策划：杨兴锋 张东明 总监制：陈广腾 采访统筹：陈志 戴学东 梅志清 编辑统筹：郎国华 李贺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吴敏 实习生 汪道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