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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一生平凡而伟大，他的高尚品格是通过平凡的细节显现出来的，从以下细节中可以体悟到陶行知精神的真实境界。 １．为实现民主共和选择终身从教 陶行知在人生中选择教育，既是机遇，也是体验与理性选择的结果。他曾学医试图行医济世，广济医学堂对不信教学生的歧视让他改变了想法；他曾参与辛亥革命的地方武装暴动，也任过徽州府议会秘书，当看到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便得出结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并由此作出了为实现民主共和而从事教育的人生选择。陶行知到美国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并获得政治学硕士，当他进一步认识到学习政治将来只能做官，而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官员，于是一年后便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 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６日陶行知致罗素院长的信中写道：“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１９１７年８月，陶行知在离美回国轮船上和同学们畅谈志愿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毕生不渝朝这个目标去做。 2．实在的教育工作比学位证书重要 １９１７年７月２６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长保罗·孟禄博士致函哥大哲学博士学位评议委员会主席伍德布里奇博士，说明陶行知已完成了学术性研究工作，并正在撰写一篇题目获得认可的论文，需要回到中国搜集论文资料，鉴于他不可能再返回美国，建议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为陶行知取得博士学位安排一次初试，待他回国搜集有关资料完成博士论文后再授予博士学位。陶行知回国后确实收集资料写了博士论文，放在东南大学口字房办公室里。正当他在全国各地推行平民教育时，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晚，口字房失火，房屋被毁，３万册书籍连同陶行知的博士论文及相关资料化为灰烬。有人劝他通过回忆再写，他认为做点实在的教育工作比一纸学位证书更有价值，因而他也就没有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直到后来因为他为中国科学教育的推进作出了贡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才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3．“自明，明他，他明”是根本办法 １９２２年３月，鉴于１９２３年即将召开世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世界成人教育大会，陶行知主张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教育运动，批评政府“不早些从事准备，那世界真要以为中国没有教育了。世界以为中国没有教育犹事小，若中国真无教育可说，那就真要惭愧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有人办教育，一方面还要有人分门别类地观察、调查、研究各种教育之消长和真相，报告国人，使彼此有所参考。”以后的准备是要靠自有的成绩，靠彻底的自明：“第一要自己晓得自己，第二要自己晓得别人，第三要别人晓得自己。自明，明他，他明，是解决二人以上问题的根本办法。”“自己有成绩，才能和他人换，自己明自己，更是和人共同解决问题的初步。”“要想在国际的教育上得到第一流的位置，我们必须在教育上有第一流的贡献”，“所以教育外交的根本的根本，是要全国从事教育的人，分工合作，好好的办教育，把教育好好的办。”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着手准备材料参会，后来陶因事繁不能与会，郭秉文参会当选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将中国的新教育运动信息传向世界。 4．男女同学如同桌吃饭 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持教务工作后，力主男女同学。1919年１２月１７日，陶行知依据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中等学校毕业后女子几无上进之路的实际，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提出南高师的“各科功课，有宜女子旁听者，可否通融办理，容其旁听，遂其志愿”，并提出具体办法。该案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４日临时校务会议议决组织委员会讨论，４月７日下午南高师第十次校务委员会专门讨论此案，张子高代表招收女生委员会将委员议决案说明理由后由主席郭秉文将原案逐项宣付讨论，陶行知报告了赴京与教育部接洽的情况：“兼收女生问题宜注重三点：一、须规定女生入学资格以期程度相当；二、须备有宿舍使学生起居妥善；三、须有相当女职员负指导责任。如筹划妥当，暂行试办。”报告毕主席请大家表决，多数赞成。尽管当时保守的人斥之为洪水猛兽，北京大学和南高师还是相约试行男女同学，４月２１日第１１次校务会议决定招收１８０名女生，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１９２０年夏南高师正式招收８名女生，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高校中第一个招收女生的高校。此后还有保守势力反对中学男女同学，陶行知１９２３年１月在《新教育》第６卷第１期发表《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认为在社会无法大量设立女子中学的情况下，中学男女同学势在必行，并以求精神粮食为喻反问那些反对者：“既不能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 5．先生不能只管教 陶行知发现所有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这不是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了吗？陶行知认定有改革的必要，在南高师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阐明道理后，公开提出要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会议人员的抵制和反对。陶行知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与这些反对者辩论了两个多小时，但结果还是被校方拒绝。他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以示不妥协。 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４日，应蒋梦麟之约，陶行知写出《教学合一》一文，批判教学分离、重教太过的流弊。阐述“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因此要教学合一。五四运动后，学校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影响，南高师的教授们无暇坚持，５月中旬陶行知排课时将南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为改革旧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１９２２年，陶行知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陶行知于是提出教学做合一，主张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先生拿做来教，方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 为了全面推行普及教育，陶行知号召“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提倡“小先生制”。图为陶行知在山海小先生总动员大会上讲话。 6．办公不能成衙门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当时中国最为前沿的教育家群体展现才干共同合作的舞台，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成立后，陶行知任主任干事。因董事会和董事长不驻会办公，实际上是主任干事陶行知当家。为提高工作效率，陶行知提倡科学工作方法，为改进社确定八点《办公原则》：唯事的，非唯人的；科学的，非墨守陈规的；效率的，非浪费精力与时间的；教育的、进步的，非保守的、倒退的；美术的，办公室布置适宜，文件柜整洁；卫生的，设备合于卫生，工间宜略休息；兴趣的，办公事有兴趣，能增加工作效率；互助的，开诚布公，合作互助。这样就将改进社与官僚办事衙门区分开来。改进社总事务职员们在一起感到是同学，学习的机会多，四年多面向全国干了不少事。 7．平民教育像传教 １９２２年陶行知开始重视平民教育，接着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舞台，成立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大力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和朱其慧、晏阳初、朱经农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发起人声称要以“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推行平民教育。他到商店、家庭、旅馆甚至和尚庙、军队、工厂、监狱、济良所里去推广平民教育，还热心向胡适、郭秉文、郑晓沧等多位大学教授以及他们夫人，他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附寄《平民千字课》，并给自己定下每天必写一信的任务，让梁启超、胡适、熊希龄都做了平民读书处的处长。他到蒋梦麟家动员他办平民读书处，蒋梦麟忙得很，面露难色，陶问：“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家里可以容得不识字的人吗？”蒋笑笑说：“错是不错。”陶说：“既是不错就要干。你如无暇，我来代你训练助教，只需老兄下一声命令：‘从今天起，家里的人不识字的都要读书，识字的都要教书。’我就有办法。”蒋将自己的世兄蒋仁裕和门房李白华叫进来，陶行知就一五一十地教了他们一回，他们即很高兴地去教老妈子和车夫，蒋仁裕摸摸胡子对陶行知说：“你很有传教的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