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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篆刻精绝，他从小走的便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学艺路径；打台球骑摩托，他却是学生眼中不折不扣的“潮人”…… 温润如玉，谦谦君子，他是个“老好人”；但在原则问题上，他从来不惜得罪人，为了阻止陈家祠和西堂拆迁，他顶着“阻碍广东文化事业建设”的帽子四处奔走，甚至直言上书国务院和文化部…… 他好“淘”文物，富于收藏，珍贵文物字画颇巨；却立下遗愿，所有收藏不留给后人，而是悉数捐给博物馆…… 作为古文字学家，商承祚精于描摹，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作为考古学家，商承祚对于楚文化研究的开创贡献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些已经被符号化的成就背后，商承祚的文人风骨和鲜明性格似乎渐渐淡去。 其实，商承祚是个简单的人。无论是谦虚谨慎地埋首书斋做学问还是为不平事奔走呼号，商承祚并非有任何创举，只是一直恪守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本分”，但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慎独”者又有几人？放眼如今，能够做到不为外力所驱者又有几人？ 因为纯粹，因为简单，所以伟大。本期世纪学人，带你走进一个真正“慎独”的学者商承祚。 年少时，商承祚的父亲、晚清最后一个探花商衍鎏教导儿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埋头工作、不为名利、是非分明、从善如流、嫉恶如仇。”这几句话，商承祚记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 战火纷飞，保护文物四处奔波风餐露宿 “我既非科班出身，又无任何学术头衔，是一个白丁。”在文章《我的大半生》中，商承祚这样写道。的确，翻看商承祚的履历，最高的学历教育是“大学肄业”——22岁时被推荐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只读了一年便接到东南大学的教席邀请，专教甲骨文字。 商承祚一直自嘲“学书不成去学剑，学剑亦不成”，其实他与古文字的缘分早已结下。他哥哥商承祖曾说，弟弟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将早餐的钱省下来到地摊上购买古字画。当18岁的商承祚告诉父亲决心学古文字时，商衍鎏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 1920年，商承祚去天津拜著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为师，开始正式学习古文字，一年多以后，21岁的商承祚便写成《殷土虚文字类编》一书，深得王国维赞赏，亲自为书作序，谓“如锡永（即商承祚）此书，可以传世矣！”并称赞其释字“精密矜慎，不作穿凿附会之说”，商承祚也被认为当时最有希望治古文字学的四位后起之一。 少年成名，许多人据此认为商承祚是“天才”。然而，这“天才”却是靠日夜苦读换来的。商承祚自己回忆，那时白天在罗振玉家拓铜器铭文，晚上在伯父家攻读有关《段墟书契考释》的著作，“每晚从9点开始，一直读到鸡鸣”。罗振玉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有这样的评价，“论聪明，锡永远不如昌泗，但锡永知道自己短处，实事求是地刻苦，将来有成就的还是他。”“商先生最大的特点在于找材料无孔不入，他还会和盗墓的‘土夫子’交朋友，确切了解文物的来龙去脉。”商承祚的学生、中大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回忆。 即使身处乱世，商承祚从未放弃“眼见为实”。1938年12月，时在金陵大学任教的商承祚与刘铭恕等5人前往距成都90余里的新津县调查崖墓群，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从一百多座已被盗过的大小崖墓中，收集到不少遗弃下来的文物，并在墓内椎拓一些带有铭文的拓片。这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工作，“墓穴口入口仅容一人出入，墓内光线毫无，靠手电筒照明。崖墓掘建近千年，墓内结构松化，不断的塌顶、塌墙。在调查时，墓顶之上的裂石时有下坠，稍有不慎，就有被砸伤或砸死的可能。”晚年再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商承祚依然觉得“令人汗浃”。 1940年下半年，金陵大学令商承祚去湖南长沙收集一批文物以备成立博物馆之用。那时的商承祚恐怕没有想到，这次长沙之行会成为一场一年多的艰难跋涉。商承祚在回忆录中写道：由成都到长沙的路上，旅客稀少，间有土匪抢劫，或散兵骚扰，荆棘塞途，寸步难行，“在长沙环境艰难，时有警报，日寇飞机长飞临上空骚扰，或在市郊投弹，搞得人心惶惶，昼夜不安，还有两次日军据长沙，虽短短数日后主动撤走，但为保护这些文物，我亦两次仓皇携带文物到衡阳农村避难，备尝艰辛。”一年多的艰苦换来了一部著作，对此考古学界评价：“有了《长沙古物闻见记》，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