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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今年已经100岁了。我第一次在燕南园61号见到他，是1989年初秋的一个傍晚。当时先生78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如今，20多年过去，当时先生在灯下侃侃而谈、神采飞扬的神态，仍如此清晰。 而我与先生的神交则是1984年前后我阅读他的《步芳集》。那是侯仁之在上世纪60年代撰写的散文集。我尤其记得其中一篇文章对他大学二年级暑假旅行的描述：6天的旅行，独自一人徒步300公里，横穿华北大平原，实地考察了一个古代湖泊遗迹、一座古城遗址和一处古战场。这6天，他曾在炎炎烈日下迷失方向，冒着大雨在泥泞的土路上跋涉，只身横渡横亘在眼前的大河，也曾在牛棚的干草堆上和一头驴子共眠。他神奇的旅行经历和不畏艰险的形象，既打动了我，也引发了正在北师大地理系读书的我对历史地理学的兴趣。 侯仁之口才极好，无论中文英文，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凡听过他讲课的人对此都会有极深的印象。我曾陪同他给香港浸会大学做北京历史地理的英文报告，会场上听众反响热烈，绝不亚于他的中文报告会。侯仁之的写作本领也很高超，文笔明快直白，叙事生动流畅，没有学术文章常有的枯燥或晦涩，吸引了不少读者——他主张学术文章要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让更多的人看懂。 侯仁之的授课、演讲和写作能够深深地打动无数的听众和读者，还因为他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激情，这源自他对生活的热爱。而这份热爱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他对运动的热爱：他喜欢长跑、游泳、爬山，喜欢旅行和考察。 他曾写过一篇随笔，题目就叫《我爱旅行》。犹记得八九十岁时的侯仁之，讲起话来还是声如洪钟，中气十足；走起路来健步如飞，一路小跑似的。他在家里上下楼梯，常常是“咚咚咚”地跑上楼去，一会儿又“咚咚咚”地跑下楼来。他有一张80岁在美国跳越小河沟的照片，可以为“证”。他坚持了几十年的长跑习惯，到了晚年便改成了扫院子：清晨起床后，先在阳台上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抱着一把大竹扫帚，“哗啦，哗啦”地把房子周围打扫一遍，邻居门前的地面也不放过！如果赶上下雪，清扫积雪的工作对他来说就更是一件有趣的运动了。 或许是因为喜欢运动，喜欢长跑的原因，侯仁之在学术研究中分外重视野外考察。当他还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就多次跑到北京西郊一带，考察那里的地理形势和古代引水工程的遗迹；后辈们还时而谈论起先生当年为研究北京城，骑着自行车转遍大街小巷的故事，以此作为榜样。我曾就此向侯仁之“考证”，他一听就笑了，引我到寓所门外，指着他那辆靠在墙边的“三枪”牌老自行车说：“跑遍了大街小巷是有点儿夸张了，但确实是骑着它跑过许多地方。” 对于学术研究，侯仁之是极其认真而仔细的，对细节尤其重视。但在管理学生方面，他却很宽松，不给学生划条条框框。侯仁之有一句教书育人的名言：“为师之道如扣钟，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则不鸣。”他指导学生的方法，不是耳提面命式的灌输，而是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然后到他那里去“扣钟”。我到了博士学习期间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开始常常跑到他那儿去“扣钟”。侯仁之性格开朗，也极健谈，不用学生“大扣”，只要轻轻一敲，就会“大鸣”不止。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是一天中燕南园61号最清静的时候，一般这个时候不会有重要客人，于是成了我最好的“扣钟”的时候。坐在他对面，听他绘声绘色、娓娓道来那些治学之道与趣事逸闻，实在是一件非常快意的事情。而学术功力的增长，人生境界的提高，也就在这聊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完成了。 在我们的交谈中，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沙漠考察，对于侯仁之来说是一件极其愉快的事情，能让他兴奋不已。“我们走在沙漠里，四周都是黄色的沙子。突然，远远看到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就好像白色的帆船飘浮在黄色的海洋。我走一段就拍一张照片，一直走到跟前——那就是统万城！”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用带着文学色彩的语言讲述，“那座城真是雄伟！可是怎么会跑到沙漠里去呢？”话锋一转，他不经意似地向我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学术问题。其实，答案就在他写的《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里：统万城周围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而如何揭示出这种变化过程就成了历史地理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这篇文章，堪称中国历史地理学上的经典之作。 强烈的爱国主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一直是侯仁之充满激情的学术历程的精神基础，也是造就了他的人格与道德品质的基础。而这些宝贵的东西，恰恰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邓 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