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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是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六日已开始写《儒佛异同论》。写信时间是九月十日，信无回音。继《儒佛异同论》之后又写《中国———理性之国》。 还是为了能继续写作，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两次写信给周恩来。 “七月八日忽奉街道通知，要我随同住之邻人两家另迁新址，而指定给我住之东厢房夏日夕阳太强，又狭窄不透气，蒸热欲死……连日来眠食俱废……至此乃真不能工作矣。” 一九六九年十月，全国响应号召加紧战备。不论实际情况如何，北京的战备动员很像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写信给周恩来，说那被抄去的文稿，“或者此残存部分至今尚在亦未可知，亟盼在战争爆发之前收回整理此残余部分”，以便完成这一未竟之业。“漱窃自视其工作重于其生命，当乘兹精力未大衰之暮年积极工作，完成夙志”，但都没有回音。 虽然期待最高领导有回应，却不能停下来等着。对策之一是将《人心与人生》先行放下，写别的稿子，对策之二是在渐渐获得行动自由之后，去公园看书、写稿。 向主席和总理发出呼吁的情况就是如此。 《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虽说被抄去，起初一段时间，其实近在咫尺。他此时住在小南屋，而手稿就在北屋地上。这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红卫兵没有将手稿随其他物品一并装车运走（这是万幸）。红卫兵撤走，那一摞纸赫然放地板上。自此，时时在他的目注“守护”之下。开门的钥匙在一位姓韩的民警手里，他对这位民警说：那一摞稿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对别人没有用，能够还给我吗?民警说，自己的责任是看守这屋子不让人进来，没有权力动这里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注意着不让人随便拿走。 父亲对这个答复的评价是：这个意思也很好。 下面从几方面介绍“文革”十年的情况。 关于抄家经过，我事后听说，先是有人在院墙上贴大字报，指称位于积水潭南岸的祖父殉难碑是“四旧”，勒令拆除。当时对这类勒令只限服从且意识到这是风暴来临的信号，做了一些准备，将悬于堂屋正中的祖父母的照片取下（他们所穿的衣服可以被看做四旧）。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听到敲门声，父亲去开门。红卫兵声言他们来破四旧。巡视北屋之后，问“为什么没有挂毛主席像”？回答在南屋有。那是一大幅毛泽东夏季视察农村的画像，手拿草帽，立于田头显示停下来稍事休息的样子。红卫兵要的是标准像，那不能算。 “革命行动”以这个借口开始。以下说我所经历的那部分。下午两点左右，有人招呼我去接电话。对方问明我是梁培恕便直接告以“我们正在梁漱溟家里破四旧，你回来一下”。 在骑车往新街口方向走的路上，不止一次看见有卡车停在人家门口，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当发生这类“革命行动”时，如果有谁———邻人、过路人凡自认家庭成分好又愿意参加，都可以参加），正在把各种物品搬出来扔到卡车上。 在这之前一天，红卫兵曾经进入我所在机关，看见我们的会场里有一排人低头站着，就问谁是为首的？经指给他们看，正副所长就挨了一顿皮带抽打。 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看到上述两种景象。当看到院子里遍地破碎家具、衣被、书籍纸张，还是为之惊骇。父亲和继母正被围在人群中挨斗（后来知道那是文斗阶段）。一个为首的红卫兵问了我的姓名同时从上到下打量我，寻找某种不革命的表现———（神情、衣着、发型都可以成为不革命的表现）没有找到不妥之处，这使我有“资格”站在人群边上听围斗的一问一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