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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博闻强识，治学谨严，对自己对学生都同样要求。先生讲课，条理清晰，娓娓动听，对每一历史事件，都能源源本本，究其消息盈虚，明其因果得失，剖析透彻，释疑解惑，发人深省之处尤多。每次讲课先生是不带讲稿的，只带笔记本上课，但在上课前不见客，不理事，一人静坐半小时至一小时，聚精会神作为上课的准备。既上课，口若悬河，一泻不止，遇到必须引用史书时，则随讲随写，拿粉笔在黑板上用端正行书写出，而且是一大段一大段地写出，既快又准确，一丝不苟，很少出错。学生在课堂听讲外，如果到先生家去问问题，那是最受先生欢迎的。先生认为在课堂讲课，必须照顾全面，每个学生程度不一，要求不同，接受能力也因人而异，所以，有机会和学生个别谈话讨论，因材施教，最便于解决每个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接触多了，彼此了解深了，也更便于引导学生向深广方面钻研。实践证明，先生这种不单靠课堂讲授，通过师生间的经常接触，耳提面命，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教学方法。 记得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不久，先生十分有感慨地说：“庚子（1900年）以后迄民国成立，北洋派争权，可谓不生不死。北伐成功以后，竟为大言，专骛高远．不切事势，以致灾民数省，逾数千万人，外祸陡起，可谓生中求死。今后只有死中求生，万不可再从一线之生以求死。”于日常说：“做学问要老老实实，要脚踏实地地去做，不要弄虚做假，自欺欺人。要熟读几部最基本的书，每读一部，要从头到尾地读，不要见难而退，更不要半途而废。读完一部，再读第二部。先求懂，再求记。不但要写读书心得，更要记下那些不懂的和疑难的问题，以便随时向师友请教。如果这样做下去，日积月累，持之以恒，自然由不懂到懂，由少到多，学问就会大有长进丁。”先生记忆力特好。每当学生问到某书，先生能马上告诉你在哪—卷哪一页。一次谈到如何记忆的问题，先生曾这样说过：“这并不难。一个人的脑子就象一个储藏室，各色各样的问题和资料先得审查一下，然后分门别类，各归各类地把它们储藏起来。待要需用时再到各门各类去找就是了。”这是说学历史讲究有系统的归纳、演绎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先生又常说：“作为一个搞史学的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能读懂古书和能写好文章，两者缺一不可；多读和多写又是准备这两个条件的基本功。舍此而外，别无其他捷径可言。现在人往往看书得到一点心得，就喜欢轻易下笔，写文章发奉，而且爱‘是我非人，是今非古’，是其通病。别人、古人不是不可以批评的，但要多读些书，经过反复深思熟虑之后，再写文章也不为迟。”每当我们感到自己学识谫陋、功力浅薄时，先生虚怀若谷地教导我们说：“做学问哪有止境的时候？我教了好几十年的书，今天不懂的东西还多着呢!每年都要继续地学习，多看几本书，总要有点进步才成；如果不继续学习，一年之中没有一点点进步，那就糟了！你们自己知道自己不足，正是你们要求进步的表现。”先生逝世二十多年了，今天怀念先生的言传身教，宛然如昨，益增景仰爱慕之忱。 今就先生的一生治学，教授著述，辑佚印书，举其荦荦大者数端，分述如下。 北京旧为学术渊薮，人文荟萃治史学者尤众。先生之初来北京，周旋于名宿新进之间，并时有诗酒酬和。然无生性狷介，不轻许人，既不随声附和于主张一切复古的国粹派；对于主张全盘西化的革新派，亦不敢苟同。但有时感于忧患，喜抨击，多所触犯，更不为新文学运动改革论者所容，终受其排挤。当时学术界喜谈考据，蔚然成风，而先生游燕之暇，多读乙部书，兼及前人别集、笔记，凡二百余种，随手摘录，于1925年夏间，排比纂辑，成《骨董琐记》八卷。所辑举凡金石、书面、陶瓷、雕绣，尤详于明清两代的朝章国故，遗闻佚事，莫不兼综条贯，都七百余条，附有旁证，别加案语，印行于1926年；以后又成《骨董续记》二卷，摘录三百余条，再印于1933年；而《骨董三记》六卷，不下四五百条，则在1941年即已脱稿，迄未付印，直至1955年，连同正续两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交由三联书店出版。遗稿《松堪小记》亦与三记体例略同，于1982年始刊布于《文史》杂志第十四、五两期中。《琐记》全书范围广博，对于考释古物，记述前朝史事，提供了不少资料。先生当时浏览所及，每毕一书，辄札记数条，但注所引书于某一条之首或末，后经分类编排，一书数条分置各类，不相连贯，错简脱漏亦在所难免，因而征引出处遂多不完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