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文治接手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之时，正是中国社会一些时代先驱们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方兴未艾之际。唐文治意识到必须根据社会变迁对知识人才的需求状况，把学校发展成名实相符的高等实业教育机构。在南洋大学任职3年后，唐文治极有远见地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把学校教育提高到与社会发展相并列的战略地位，提出：“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此必然之理。” 1911年11月6日下午4时，在上海徐家汇原清朝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大会堂内，该校师生汇聚一堂，群情激昂，欢呼辛亥革命首义成功和上海“反正”及江苏“独立”。学校正借革命东风，举行更名大会，正式改“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为“中国南洋大学”。会议伊始，一位中年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期间竟响起多次热烈的掌声，他就是唐文治，中国南洋大学(今上海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的首任校长。 宦海中思立国之本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别署菇经堂主。1865年夏历10月16日出生于江苏省太仓一个不太宽裕的书香之家。唐氏家族历来注重儒学教育，对唐文治也不例外。他由祖父和母亲督责，6岁发蒙，8岁即有“我愿为伊尹”的鸿鹄之志，14岁完成“五经”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儒学根基。唐文治16岁中秀才，后入学南菁书院，曾先后受业于书院山长、近代中国著名经学大师黄以周与曾为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学业精进。1892年，唐文治参加会试，座师为曾为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翁氏对其试卷的评语为“经艺渊雅，不使才锋，策赅博”，最终得授两榜进士。 科举之路的成功，最终为唐文治确定了“出则为名臣，处则为名儒”的传统儒者的经典生活路向。从1892年到1901年，唐文治供职户部，起初担任闲职，在这期间，他被翁同延请到家中坐馆教书长达8年；同时，唐文治也再次拜著名学者沈曾植先生为师，学问更为淹贯通达。他受沈氏影响，认识到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唯知时者可与言消息”。唐文治终生不背离时代，治传统学问为的是“正人心、救民命”，和这种认识应该有很大关系。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生活的转折点，也是唐文治个人思想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不顾职低位卑，毅然直忤权贵，上《请挽大局以维国运》的万言折，阐述了“最为切至急于施行”的8项时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晚清政治的必要性和方案，早康有为等人半年。虽然奏折泥牛入海，但却使得他经纶政治的才干和忠公体国的苦心为世人所知。正是该事件，使翁同认识到唐文治可堪大用，转其为实职。由于唐文治“人品端方，趋公谨慎”，他逐步得到提拔，进入了仕途的辉煌时期。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后，唐文治随之任该部榷算司主事一直到1903年8月。在此期间，唐文治刻苦钻研，在与蛮横的殖民者直接交锋的过程中，认识到国弱则受欺，强国之路何在的问题激起了唐文治的深刻思考。两次出洋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唐文治的人生轨迹。 唐文治的第一次出洋在1901年，作为户部侍郎那桐的随员前往日本，任务是为日本驻华使馆书记生杉山彬遇害一事向日本“道歉”。这次外交活动为时一个半月，唐文治一边为外交活动准备大量材料，一边自己用心考察日本能给中国启示的地方。在这期间，由于用眼过度，因长期刻苦用功本已视力不佳的唐文治左眼失明。饶是如此，他归国后，写成《东瀛日记》，为国人了解日本打开了一扇窗户。第二次出洋是1902年，出访英、法、比、日、美等西方强国，为的是庆祝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这次出访由于种种原因，逗留西方长达半年之久。在访问伦敦图书馆时，对唐文治的内心冲击尤甚，他看到馆中“书架积长32英里，庋藏各国今古图籍300余万种。”陪同翻译为法国人微席叶，此人见唐文治对馆藏图书大加赞赏，就得意地挑衅唐文治：“中国素号文明上国，今先生来游是邦，见欧洲识字人多乎？抑中国识字人多乎？”唐立刻正色回答：“欧洲识字人固多，然中国识字人归在躬行实践。譬如仁、义、礼、智，必有此四者，方可谓仁义礼智四字。奸、邪、恶、逆，必绝此四者，方可谓识奸、邪、恶、逆四字。我中国此等识字人固少，谅欧洲人亦不多耳！”回答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民族尊严，但他自己的确深受刺激。对这次外事活动，唐文治归国后撰下了《英轺日记》12卷。他体认到了西方列强民主制度下的官制与中国的巨大反差，认同民主政治的威力。仅3年之后，唐文治就积极主张实行官制改革和实行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又迅速列名于请清帝逊位之电稿。作为一个成功的士大夫能有这种行动，不能不说受到这两次出洋所受刺激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访问，唐文治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他融入到了20世纪初叶中国新知识阶层的普遍性看法之中，即认为世界“争之道”有三：曰兵战，曰商战,曰学战。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尤其是通过对西方各国的切身考察，唐文治对列强教育的普及化和专业化印象深刻。在仅两三万字的《英轺日记》中，讨论描述西方各国教育状况的竟有数千言之多！在归国之后所上的《由英回京条陈》中，唐文治认为西方致治保邦之方中“切近易行”且为“中国所万不能缓者”“厥有三事”，一是“商务、路矿”以外，他发现，西方国家强盛的根本是政府鼓励工商实业；再就是“开学堂”：“国运隆污必与学校盛衰相消息”。也就是说，唐文治认识到实业和教育，特别是后者为“立国之本”。显然，能综合两者的，莫过于实业教育。这一思想认识为唐文治日后投身教育并着重工科教育关系匪浅。 结缘南洋 唐文治归国之后的1903年，他开始供职商部，两年之后署理商部左侍郎。1906年9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因尚书载振奉旨赴东北查办事务，唐文治署理该部尚书，达到了他宦海生涯的巅峰。在这4年之中，唐文治参考借鉴西方各国例制拟订了《商部章程》；又协助伍庭芳着手编订《商律》，意欲通过制定《商律》作为则例，创设路矿诸公司作为起点，借以实现“保利权而行商务”的经济改革目的。在这个岗位上，唐文治在促进民族经济进步和实业发展方面切实起到了“总枢”的作用，多次受到清帝的“召见”而“迭蒙温奖”。可惜的是，尽管唐文治忠公体国，但满清官场的昏庸腐败，令唐文治的种种设想多成画饼。特别是唐文治和权臣袁世凯之间的冲突，使得唐文治对清末政治日益寒心。1906年12月21日，随着母亲去世，唐文治因“丁艰”而离开农工商部，并从此抽身离开官场，退出政坛，时年仅42岁。他最终的选择是投身教育。 唐文治留心教育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就已产生，此前一直留心“性理之学”的他震惊于中国的失败，意识到仅仅死守儒家学术传统已经无济于事。两次出洋之后，唐文治即认为“国家奖励工商之法，必先设立学堂，培植人才为工商业中领袖”，此举具有“精心妙用”。此后，他积极参与创设京师高等职业学堂和保护湖南明德中学。1909年唐文治开始担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任内积极推进江苏教育的发展，并联络全国学界共同进步。唐文治在这个岗位上的出色业绩是他最终投身与他渊源颇深的南洋大学的重要中转站。 南洋大学堂，建立于1897年1月26日，初名“南洋公学”，由当时任大理寺少卿的盛宣怀奏请清政府后在上海徐家汇择地筹办而成。因上海地处当时清政府所谓“南洋”之地，且办学资金多由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和电报局提供，故名“南洋公学”。立学宗旨本为“以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后植根底为基础，以西国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为指归，略仿法国政学堂之意。”即以造就内政、外交和理财诸方面人才为根本。后因袁世凯与盛宣怀的权争，1904年底改由唐文治所在的商部管辖，次年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相应地，办学目标改为“讲求实业以能见诸实用为要旨”，“冀为振兴中国商业起见造就人才，力图进步”。1906年，该校又改隶新设立的邮传部，并于次年改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这时，学校由于办学经费紧张，成为一个烂摊子。危难之际，邮传部尚书陈玉苍奏派唐文治出任学校监督。1907年9月，唐文治正式走马上任。自此唐文治与南洋结缘，一直到1920年，唐文治掌理校务13年有余。 中国工科教育管理的先驱 唐文治接手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之时，正是中国社会一些时代先驱们主张“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方兴未艾之际。唐文治意识到必须根据社会变迁对知识人才的需求状况，把学校发展成名实相符的高等实业教育机构。在南洋大学任职3年后，唐文治极有远见地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把学校教育提高到与社会发展相并列的战略地位，提出：“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必学术日新，而国家乃有振新之望，此必然之理。”他对大学使命和教育宗旨的认识是：“夫世界一教育场也，国家一大学校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可以定一时，善教可以淑数世。行其教者治，不行其教者乱，而其大枢纽，尤在于各省之吏治。”有鉴于此，他无论是在学科专业设置，还是师资配备和教学实践方面都切实贯彻“尚实”的精神，以求改良现状。 根据崇实精神，唐文治开始厘定教育方针。他认为，对学生的教育，应该“以道德端其规模，以规律束其身心”。学校办学之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1911年制定的学校章程即以此为依据。根据这一认识，唐文治把实业学科的创办列为办学的头等大事。在清末4年间，他在学堂内先后开办起铁路、电机和航海3个专科，并极力辅助商船学校正式成立。这样，学校的性质由培养商务实业人才而转为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主的工科大学。唐文治由是成为中国工科教育的先驱。 此后，唐文治就开始显示他卓越的教育管理才华。首先是师资管理。为了培植师资队伍，唐文治主要采取了三种途径。一是聘请国内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课程的教学任务，这方面的人才多集中于有关中国传统学问和基础课程的教学。比如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即曾受聘担任学堂教务长。其次，是聘请外籍教师担任主干专业课程的教学。由于其时中国工科高等教育落后，国内懂得工程技术的人才凤毛麟角。唐文治的目标是实业救国，因此，他不惜重金聘请洋教师。根据有关材料反映，1908——1920年间，学校聘任的外籍教师几乎占教师的一半，一些主要专业课几乎全部由外籍教师担任。其三，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候其学成归国充实师资。仅在清末4年间，唐文治即派遣了数批学生赴英美等国深造。他当校长的14年内先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二百余人。这些学子，在民国成立后，不少人陆续回归母校任教，促成了师资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聘请一流教师诚为重要，如何管理教师才是更重要的问题。为了使学校成为真正的实业人才培养基地，唐文治自出任学堂监督之日，就长住学校，一改过去学校监督不住校的成规。同时，他要求教师必须住在校内，且不能在学校以外兼职，使其能专心致力于教学工作，也方便学生随时请教。他规定，如果教师因病或因事不能上课，必须事先请假，工资则按时计扣。除此以外，他还要求教师必须钻研业务，以提高教学质量。对于外籍教师，则除了这些要求之外，还规定他们在专任课程教学之外，“凡学堂内外一切他事不得干预”。“该教员无论是否教士出身，凡在课堂授课，不得借词宣读涉及宗教之语”，为的是使学生吸收到纯正的科学知识。如果洋教师“不遵守合同暨违背章程条规等事，或才力不及，行检不饬，监督得即行辞退”。唐文治对教师的管理，保证了教学秩序和教学水平。 其次是学生管理。唐文治认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是造就一流的人才。他在《论整理学部》一文中指出：“人才者，国家之命根也；学堂者，又人才之命根也。”又说：“唯余平日之志愿，在造就中国之奇才异能，冀与欧美各国颉颃争胜。”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首要的是选材。唐文治在谈到辛亥革命前招生的情况时曾说：“本校长到校以来瞬经五载，历届招考新生取入专科者每次仅有三、五名，即如上年下学期(指1911年暑假)报考者已达千余人，而所取专科学生仍不过十名左右。”1000名考生中只招10名，正所谓百里挑一，足见对招收新生要求之高。如1916年土木科一年级新生共20人，其中由该校附中递升者7人，校外招入的13人。1920年前专科一年级的新生，一个班级很少达到30人，有时还不到10人。所以要考入南洋，不仅在清末时不容易，就是在民国初年，我国中等教育有了发展、教学质量有了提高之后，能考入南洋的也只有上海、江苏、浙江等几所名牌中学的少数优秀学生。由于招生中坚持宁缺毋滥，保证了新生的质量。 才招进以后，如何培育就成为关键。唐文治认为人格教育是根本，他坚持德、智并重，道德优先。他说：“道德，基础也，科学，屋宇垣墉也”。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南洋形成了以德优先、全面发展的培养风格。1915年《南洋》第1期上，刊有陈容的文章，他说：“校风者即学校精神之现象也。母校精神所趋向之道，其重要者有三。注重体育以矫文弱之弊一也，注重国学国文以保存国粹二也，注重科学工艺以增进民智三也。而母校精神所汇集之点，则爱国救民也”。著名新闻记者、政治家、出版家邹韬奋也说：“……吾校为吾国学校中之最有历史、最有名誉者。吾校之学风亦可为吾国学校中之最可钦仰、最可爱慕者。吾校学风有三不可及：一曰吾同学皆知自尊其人格而同时且知力尊他人之人格；二曰吾同学皆知勤奋学问而同时且极尊重他人之勤奋学问者；三曰吾同学毫无奢侈恶习而同时且知敬重他人俭朴。人格为为人之基，勤奋为成功之诀，俭朴为立身之本，而吾校风皆具此而吾同学皆行所无事以自淑其身，此吾侪所当自省而保存发扬光大者也。此全国学校所当闻风兴起而共效法者也。” 南洋能做到这点，原因是唐文治作为校长，对学生的管理以身作则，既严又亲。他管理学生一视同仁，决不徇私。如1911年，航海科招生时，有翁同后人投考，尽管他有心录取，但当该科负责人认为该考生“程度偏低”而“以为不可”之时，唐文治宁愿于内心终生“歉然”，也依然将其“摈去”。在他当南洋校长的十几年间，经他惩罚出校的学生以数十计。反之，他对学生的态度则极为谦和。据说，他每次召见学生或学生有事问询于他，他总是微笑地站起来打招呼。对学生，他从不直呼其名，而是称“某世兄”、“某老弟”。平时稍有闲暇，即前往学生宿舍嘘寒问暖。在南洋还流传过“打了校长得声谢”的故事。据南洋校友陈闵回忆，某日他正在学校上院门侧凝神看公告牌时，忽然有人自背后猛撞他背部，他以为是同学开玩笑，未及回头就报以一拳。待回头一看，吓得目瞪口呆，吃他拳头的原是双目几近失明的校长唐文治！他赶快双手搀扶校长进入办公室，唐先生竟不怒反颔首道谢，连说“对弗住”。 管理学生，保护学生并为学生的前途着想不可忽视。随着南洋办学规模的扩大，难免有毕业生失业。唐文治曾借交通会议以提案的方式，呼吁交通部及相关部门对学校毕业生“广为录用”。而面对1947年国统区爆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准备对上海的学生下手时，唐文治断然联名上书上海市长等为本校师生辩护。 再次是课程教学管理。他的办学思想极意注重中文，强调保存国粹，因此对国文特别重视。学校从一年级到毕业都开设了国文课，把国文作为一门主课，与理工科并重。中、小学招生时，录取与否，首先取决于考生的中文成绩。招考时，试卷先批阅国文，国文成绩不好，其他试卷不再批阅，考生也就失去了被录取的希望。学校设置铁路和电机专科以后，开设的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等都仿效欧美。延聘的教师(除国文外)，均是受过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中、外教师。专业课则以美籍教师为主。1910年唐文治还致函我国驻美使馆，请代为索取美国大学的章程，以资参考。对于专科的课程设置，学校都以美国大学的同类专科课程设置为蓝本，教科书也直接购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等名大学，竭力使学校专科所培养的学生达到欧美本科大学毕业生的水平。外语是向西方学习的工具，因而唐文治重视外语教学。他认为“盖无论何种科学，均须熟娴文法，方能窥其奥”。1910年学校成立西文科，为学生开设课外的外语补习课。同时成立英文大会，每年组织英文演讲会、辩论会和作文竞赛，优胜者给予奖励。为使学生经常处于一个学习外语的环境中，学校还规定“在英文课及用英文教授各课时，误用国语一语者，专科生罚铜元二枚，二、三、四、五年级生(指附中学生)罚铜元一枚”。又规定，专科生做作业和实习报告等均须以英文书写。这些措施使学校当时毕业生的外语、尤其是英语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毕业后留学英美，对英语能应付裕如。 事任何一项事业都必须有良好的身体做支撑，唐文治十分重视学生体质，重视体育课程的设置，这是他办学主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作为校长亲自主管体育，成立体育会，做到普及与提高并举。当时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很多，先后建立起足球、篮球、棒球、游泳等运动队，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名扬全国。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首次全国性运动会，该校代表荣获团体总分第二名，学生黄灏寿夺取个人总分第一名。从1915年到1920年，该校还为我国参加远东运动会输送了多名“国手”。学校的技击运动也一度载誉江南。唐文治还规定学生每天晨操，实行强迫运动，每年举行校运动会。唐文治对各个运动队都很关心，从改善伙食到赛前运动员集中训练都要过问。每当赛事结束，无论胜负，皆要勉励一番。凡在该校举行的校际比赛，他总要亲临现场观赛。后来唐文治双目基本失明，不能亲眼观看学生球赛，就让学生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一直通向球场，及时向他传递赛场消息，可见其热心之甚。 唐文治非常早就认识到，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必须有实践机会，通过实习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此，他在校内开办机械、电机等附属工厂，以供学生实习试验之用。实习分为校内实习和校外实习。校内实习，主要是结合课程教学进度，利用校内实验设施和场所，由教师指导学生根据所学理论知识动手进行实践操作训练。至于校外实习则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而定。如铁路专业，校外实习主要是铺设路轨的实地测量；航海专业则被派往有关舰船练习操作；电机专业则去外地有关工厂进行参观考察。 唐文治为官出洋之时，他就认识到一个好图书馆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唐文治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出色的图书馆。1913年，随着学校发展成一所实实在在的工业专门学校以后，面对学校缺乏能有相应参考资料可供查阅的图书馆，唐文治又急又惭愧。1916年，在学校度过他当校长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危机以后，经过多次会商，他决定借举办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的时机，发起募捐活动，为建设图书馆筹集资金。当时的安排是“上则唐校长为文呈大总统，请求提倡，下则诸同学于社会上，四出劝募”。结果校外上自大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下自各工厂百姓都踊跃捐助；校内，则唐文治领衔，先捐1000大洋。筹款高潮是在1917年4月26-28日的校庆三日，当时盛况空前，数千来宾，纷纷解囊相助，据传，甚至有女宾脱簪慨助！最后，劝募不到一年，筹集到款项5万多元，加上交通部拨款3万多元，最终，图书馆在1918年2月20日破土动工，1920年3月13日，正式举行了图书馆开馆典礼。当时馆藏有中文图书约2万册，西文图书5千多卷，以及80多种中外杂志，成为东南地区难得一见的图书馆。 于唐文治的有效管理，南洋大学(1912年改名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改名为交通大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历届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美招考中，该校学生考试成绩优异，如1916年庚款招收公费留美学生10名，该校中榜5名。该校学生在美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博得美国教育人士的好评。在20世纪的前半段时间里，该校为中国工业建设造就了一批有较高科学技术水平的专业人才，诞生了一大批铁路工程、机电工程、铁道管理工程领域的专家、学者。如在抗日战争期间，负责修筑滇缅铁路的总工程师，负责修建乐(四川乐山)西(西昌)公路的副总工程师等出类拔萃的人才，均出自该校。 国学大师 1920年10月，唐文治辞去了已更名为交通大学的南洋校长的职务，据学者研究，他的辞职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关系密切。“五四”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礼教，也冲击着本身是经学大师的唐文治的道德观和“保存国粹”的办学思想。当学生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孔子牌位时，他痛心疾首，把学生领袖而且是受他多年熏陶的优秀学生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他自己也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辞职。这一说法的合理之处在于，从交通大学辞职不久，他旋即接受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校长聘书，如果绝意教育，他不能做此选择。 唐文治早就认识到当时的社会有诸多流弊，一针见血地指出“世道之张，人心之迷谬，风俗之庸恶，士品之卑污，上下历史无有甚于今日者”，这种状况的根本表征则是“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扫地殆尽。”“举国民之心皆粗而不能细，举国民之气皆浮而不能沉，如是而犹望其治平也，岂不哉？面对这种社会风气，唐文治认为“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因此，他认为正本清源之计，必当起用“品行心术贤良纯粹之人”，即他一贯坚持的“正人心，救民命。”而这种人才的培养，“亦当以宋周(敦颐)、程(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之学先植其本，性理既明，发为政治，自然纲举目张，无复颠倒凌乱之弊。” 唐文治的主张，一言之，就是国粹不可放弃。因此，他放弃在交大的职务，转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因该校主旨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目标是“在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学校教育集中在经史子集，所用书目和版本均由唐文治亲自确定，经学科目，他还亲自教学。该校大师云集，“皆一时之选”。唐文治本人在其一生中则为了国学教育，编写了一大批经典教材，诸如《国文阴阳刚柔大义》八卷、《曾子大义》二卷、《大学大义》一卷、《中庸大义》一卷、《论语大义》二卷、《孟子大义》七卷等，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国学大师的功力。 他热爱祖国，殷殷赤子之情，常溢于言表。他曾受到上海市长陈毅的礼遇，被尊为“上海十老”之一。1954年4月，一代国学和教育大师唐文治在上海病逝，享年90岁。 来源：《人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