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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是，神宗对张居正由敬畏而生嫌隙，是在“帝渐长”时发生的，这预示神宗随着年龄的长大，权力意识开始苏醒，他本是受万众山呼万岁的皇帝，权力之大所向披靡，无所不能，也无所没有。 对君主是自律还是他律，实际上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不论儒、法、道、佛的主张有多少差别，但都崇尚道德自律，张居正努力实践帝王教育的结果得到的是失败回报。他本是裕王府的讲官，又是神宗的老师，为父子两代君王授课，对小皇帝兼有老师和顾命的情谊。作为首辅又得到皇帝和太后的充分信赖，这是他放手教育小皇帝的极好机会和条件。按理说，皇帝自小就受到他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本应成长为一名他所期望的圣主，事实上全都化为泡影，这一失败，证明依靠道德自律来约束君主根本行不通，促使人们丢掉对君主自律的幻想。只有抛弃对自律的幻想，才能从自律以外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黄宗羲、唐甄的抑制君权，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就在于突破传统的道德制约说，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新思路。虽然因为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这一思想没有实践的可能，可贵的是在中国终于出现了具有近代因素的新思想。张居正君主教育的失败，是他君主观念的破灭，这种破灭必然促发人们对君主专制的反思，所以这也可说是抨击君主专制主义思潮酝酿中的阵痛。 这种阵痛，是对帝王教育难以化解的艰难，不身处其境者，不足以理解这难点的发生和发展。张居正死后，神宗失去最后的顾忌，犹如脱缰的野马，贪婪地掠夺社会的一切财富，甚至踢开地方官府，派出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纳入皇帝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矿使税监的风潮。因此清代学者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祸害就起自神宗的疯狂掠夺，自己搬起石头砸向自己的统治基础。 反观张居正的道德教育，真是莫大的讽刺!君主教育的彻底失败，有力地证明，再优越的教育条件，再严格的自律要求，也无改于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地想造就的圣主，竟成为一代暴君。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从保民、保天下？超越自律，在他律中寻找制约君主的力量，才是唯一的出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兴起，以抨击君主专制主义为主题，就是最好的回应。(作者刘志琴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