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若遭遗弃。这已经是在几代人身上都发生着的事情了。我们这里，不再有人少禀庭训、家学渊源；如果有人得以前缘重续，那往往不过得自偶然。虽然大小可以算做奇迹，但是，积学之功既差，后遂常真力不继，此之为憾，殊难修补。所以我曾经感叹：公众空间里的革命风潮虽然已经历史性地平伏了，而革命对于非公众空间——如家庭生活、家族生活等——扫荡的后果却愈益清楚地显现出来；后革命时期，公众空间制度重组的工作仍然可以有条不紊地开展，但是非公众空间精神接续的必要却既未被意识，更行之维艰。 如果我们认受一种教育，我们当然可以希望公共教育机构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这里有一种教育，其根据点是家庭。就是说，我们接受公共教育的全部过程，不仅仅是我们作为“未成品”的人之人格塑造与学识养成过程，更已经是一个“公共人”在实际地过一种公共生活；什么时候我们成其为“公共人”？以及，我们为什么配得上过这样一种公共生活？是因为在家庭生活中间，我们已经修习了足够完备的功课。所以，家庭生活从来都不应该仅仅抚慰我们的情感，更应该实现其明确的教育目标。当我们在家庭中已经达成相当的确定性、成熟度，我们在一切外间生活中面对似乎陌生的种种，就不过是那种成熟度的新展现、确定性的新推演了。而如果外间生活对于我们之既成，只有阻遏之效，那么，就可以断定，这是一种并非良好的外间生活，需要予以革新更除。但即使我们发动了一场新的“革命”，我们也仍然明白，“革命”的正当、纯粹与否，取决于它是否能仅仅发生于公众空间，而绝不对非公众空间越境，因为那里有我们发动“革命”的标准、动机。 现在，我们在情感方面蒙受的缺憾在公共生活层面与家庭生活层面同时存在着，在教育方面蒙受的缺憾在公共生活层面与家庭生活层面同样地同时存在着。曾经，小小的一个家庭，是文化积存最为深厚的一个堡垒，纵使社会放弃其道义担当、学校失落其文化理想，皆不足为深患，因为家庭在最后一线上颠扑不破；曾经，怀抱如此信念的家庭散布于市镇、村落之间，数十百万计而如星落棋盘，从而使得外间生活虽万变而不离其宗。现在，有什么能于动荡中收底定之功？风波一起，明天去路又将如何？尽在不可知中。——我们若遭遗弃。不是委诸道旁，是从最倚为归宿的地方自我弃逐了。 际遇如此，再去玩味个人续缘的那番偶然性，就不免些自欺的味道。何况偶然性之发生，既为奇迹，亦可一不可再、可期不可必，思之于人于我两为无益之事。然而，自其事偶然一起，人物后来却又有分途，或者渐渐体认把握，终究觑着真切处，或者不过成一番流连而已。至于偶然起后，个人究何所得，定须展手让人来看，故，仍须自偶然处起一片话题。 我之于孔子名讳，是由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所“启蒙”的。当时宣传“法家豪杰”或“农民英雄”而有刘六、刘七者，其业绩之一斑，乃捣毁孔庙。少年人倾慕英雄，于柳下跖、曹操等，亦不无心仪，然，此等坏人家舍什物辈竟亦讴而歌之，则内心已颇觉古怪，有不能契然者。至于《论语》，与几代中学生无异，最初是在语文课本上见到节选的“三言两语”，如“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等，虽于归纳所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余，于其见识高明、措辞精警方面亦非全无所感，然，身心上实绝无体味，更多是当识字读物昏昏读过而已。 自家晓得寻《论语》来读，是十七八岁以后事，如本书总章一一三所记，大约在1983-85年间。当时读西方小说既多，屡有大受感动者，或服其情节之波折，或叹其人物之斑斓，所感动皆自知其所以然。然而偶或读《论语》，至“归与归与”，觉其感人之深竟似无可复加，且其篇幅简短、辞气平易，何以竟为夺魂，直有莫名其妙者。其后精神汇聚稍多。1988年有所谓“《渴望》热”；此前或此后，又有《围城》等电视剧予人印象。至今尚有人忆而论之。我却以为，当年之电视剧，实应以淄博电视台所拍摄《孔子》为最高水准，质朴大气，无出其右。1990年我在信江堤岸上构思并不成功的诗歌《孔子》时，1998年写作诗歌《公元前492年，孔子在宛丘所患的思乡病》时，以及此时之作此篇后记，心目间栩栩有一画面浮现：单车就道，缓缓行进于北中国的旷野之中，一老者在乘，长身大躯，征尘满衣。此印象即得自《孔子》一剧。于今思之，1983至1993十数年间，不过将《论语》做文学书看着了。于其人则亲敬着，于其言其语则作一番好言语听着赏着，其极不过是自家求得些感动而已。然而《论语》又岂止是文学书！ 1994-95年间做硕士学位论文，尝引《论语》数章，述之颇惬意，渐渐知其为一道理书。曾起意为《论语》每章各作一俱有头尾文章，此意却勉强。1996年专注于朱子，而见人每论朱子之解《论语》，辄谓其借孔子名义、道自家心肠，我心常不平于此；盖此类口径出自清人，今者习焉不察，人云亦云，境界既下朱子远，何足以论朱子之是非！故，尝谓：凡朱子以“理”字说《论语》处，全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人之读《论语》而懵然不能见此“理”者，不过暗中摸索、徒耗心神而已。如清人之解《论语》，大要不过视为识字书与历史书，今人杨伯峻即不外此；清人康有为、今人李泽厚等，只视其为一时之政治书，亦不知道。一班文人，则描摹声音、刻画形貌，眼界且不可谓高过十年以前之我也。 2001年7月起讲授《论语》，一边做笔记自己看，一边做讲稿说与人听，初无成书之意，只透过朱子注看道理。两年粗通一过，望其规模，隐然一书籍之形体在其中矣。又加一年修改整理之力；又加一年，将其白话文尽改为目今之“文白夹杂”文也。沉浸既久，更确然知《论语》之为道理书，非说一种之道理而已，乃道理赅遍，无一毫外此也。 全书既成，自审之，犹有憾焉。如，本书之前四篇，所作较早,保存课堂印迹亦多，唯如此，照应必欲其周全，说理反不免零碎、文字亦陷于拖沓。自全书写作而言，乃至篇五，方找到整部著作行进之步调。想自篇五始，襟怀开敞、道理条畅，文字亦复称心如意，如此感觉者屡矣，虽亦规行矩步、正襟危坐，而字字句句，全似胸臆吐露，非有倚仗，此之为乐，它处无所可觅。虽然，全书之解说，我得以稍抱自信者，亦不过十数章而已。琢磨之功，且待来日;朱子楷模在前,则尚有三十年工夫可以付此. 而人既多视《论语》为识字书、历史书、文学书,不视其为道理书与信仰书者，则凡流行之篇章，流传愈广往往其中误解堆积愈深，此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思而后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皆然。误解大行，力不足以与之争，然亦可以正本清源，所以以不争争之。唯人往往以为读《论语》不难，遂望风解说以致谬种流传者；则我做为此书，偏往为难处、未尝刹那分明易晓处说，欲使人一望之余，更再三致力，然后知难不难矣。不然，只欲高其门限而坚其壁垒，最不乐人不知妄说也。我之此心，诚亦可恕，然于此道理之坦然平易，却着实差了气象，此固知之矣。 自1980年代至今，二十余年间，因应种种因素，所谓“寻根热”、所谓“传统文化热”等，也已经是风波几度了。即对于<论语>之各类各等"解释著作",某年得一粗略印象,其一年间竟出十几二十几种!今更有人侈谈“儒学复兴”之类。然而不见其人，何以竟有其事？当此潜龙勿用、君子默守之时，而无风作浪、乘机攀缘，不出依托假借之心，则能不资人口实终以害此道乎？我努力看清周遭情势，发现我所珍爱与仰赖的，的确不在当前的“事实”及其未来趋势之中。 2005年7月 朱子尝论其著作之事，谓：“非一时苟作之文，是以谨之重之，而不敢轻出。”相反，人若以未定之论轻出示人，朱子则曰：“未尝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自期之不远也。”（文集卷二六《与杨教授书》）我既自觉前四篇不满我意，且他处亦大有可以探究攻讨者，仍出此书，则亦当受“自任之不重、自期之不远”之责备也。 或者解《论语》，朱子又论之，而谓其“作弄精神”，“无复儒者脚踏实地工夫”（文集卷二五《答张敬夫》）。窃自省之，此书之作，果能绝免乎“作弄精神”者乎？愧惕何如，汗下浃背。 10月又记 时入冬令，与人坐窗下说《论语》。我谓：圣人说“仁”处固多，然无一语是定义语，只于事物间指点。事物间何处不可以见得？只是有易见得分明，有虽非不具却大幽隐者，人向后种事物上去看，得圣人指点，也不会看差，然而向分明事上做工夫，事半功倍。事物既被指点，然后只是要人自去看，圣人不事先声言、预作解人，故可知“仁”非圣人一段“成见”，自亦不强加于人也。譬之如有人来问：“树叶是何颜色？”若我说“树叶是青黄相接之色”，此即定义语，此即“成见”语，是我先看之后将我所见转头告人也。我之告以此语，固也不差，然而我竟以为普天之下唯我一人有目能睹乎？或我竟以为他人来看与我所看居然会景致迥异乎？人固皆有眼能自看，此便是“良能”；真实所见，人与我亦将毫无二致，此便是道理惟一。则我将告彼问者曰：“树叶颜色，你且放眼看窗外，必见。”我此告语，未有“确定之知识”成分，彼若不看，终将一无所知；然而我若告一定义语，彼若不看，岂真有所知乎？儒者不以此为知也。只要人开眼看物。你若不看，我亦“无知”；你若肯看时，我与你一齐张眼看去，看着了，却“欲无言”，因为各自都不须再行说道。看不看决于人不决于我，看时自分明。 11月15日又记 作者：丁纪 文章转自思问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