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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有一个学术阶梯。诸子百家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对政治实践的要求。但是在具体的政治目的和实践途径上，诸子百家又各有不同的侧重。这种共性和个性联系在一起，恰恰构成了一个学术阶梯，各个梯级之间呈均匀的递进关系。这一现象在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几个主要流派道家、儒家、法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最早提出“学术阶梯”思想的是老子。《老子·德经·三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就列出了一个学术阶梯，这个阶梯自上而下依次是：道、德、仁、义、礼。其中道和德是相近的概念，是道家所主张的。仁和义是相近的概念，是儒家所主张的。礼就是礼的制度，礼制和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儒家强调作礼，到了法家就强调为法。所以老子所提出的这个学术阶梯，又可以列作：道德――仁义――礼法，或列作：道家――儒家――法家。学术阶梯的思想还见于《文子》，文子是黄老道德一派中的人物，后人认为他是老子的弟子。《文子·下德》中说：“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这就是认为，儒家的仁义礼乐是在道家的道德之下的一个阶梯上的。《文子·上义》篇又说：“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这就是说，法家的法度又在儒家的仁义之下。 学术阶梯的第一个特点，是它表明了诸子学说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在诸子百家的学说之中，既有理想的因素，又有实践的因素。诸子学说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人们对理想的修正和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更趋近现实的过程。在先秦诸子的学术阶梯中，“道德”的理想性最强，“仁义”在其次。法家的实践性最强，儒家在其次。越是在阶梯的上层，理想性越强，而实践性越弱。说来很美妙的，却较少具有现实可行性；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听来却并不美妙。 对此，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有过明确的表述。在孔子学说的建立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学术阶梯。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曾经描述和对比过“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天下为公，任性自然。小康之世是天下为家，是兴立人文，创设制度，谋用是作。从理想的角度上看，孔子认为大同之世比小康之世更好，但大同之世虽好，却离现实太遥远，所以不可取。据《论语》记载，孔子又曾盛赞过齐桓公和管仲君臣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齐桓管仲是春秋五霸之首，是后来法家引为始祖的人物。对齐桓管仲的现实功绩，孔子是明白承认的，但他又没有像后来的法家那样去效法齐桓管仲，这是因为孔子认为齐桓管仲在理想方面又嫌不足。在孔子的学说探索中，也有一个学说阶梯，这就是：大同之世－－小康之世－－齐桓管仲。其中小康之世是讲仁义的，据道家庄子的解释，仁就是亲，就是私。小康之世的亲、私天下为家，是与大同之世的天下为公相对立的。大同和天下为公的情况，也就是道家所说的道德的情况。所以孔子所说的大同之世－－小康之世－－齐桓管仲的这个学术阶梯，也就是道家老子、文子所讲的道德－－仁义－－法度的学术阶梯。孔子之所以没有选择大同之世和齐桓管仲的争霸尚权，正是他中庸、过犹不及思想原则的体现。 学术阶梯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表明了先秦诸子不同的历史观。学术阶梯除了和理想与现实这一尺度有关外，还和道家、儒家、法家各自所持的历史观有关。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着的，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一个参照。在先秦诸子的学术阶梯中，道德的概念托始最早，仁义托始于夏商周三代，法度则托始于春秋五霸以后。历史观所寄托的年代越早，理想的因素就越大。其特点如同近现代史学家所说的托古和层累堆积。道、儒、法三家历史观所寄托的年代，也呈阶梯性所递进。老子所称道的“小国寡民”，和庄子所说的古十二君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都在韩非所说的“上古”限内（《韩非子·五蠹》）。孔子曾说过的大同之世，也是在上古的年代限内。由此以往，尧舜禹汤文武，韩非称之为“中古”，是儒家所寄托和效法的一个时期。儒家学者中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大师，孔子比较现实，所以主张效法夏商周三代，尤其主张效法西周，说西周是“郁郁乎文哉”。孟子讲义和性善，格调比较高，所以他主张法先王，效法尧舜。荀子兼王霸，开始由儒家向法家过渡，所以主张法后王，效法春秋五霸。孔孟荀三人依照其具体主张的不同，又各与一更为具体的的历史时期相对应，但其总的阶梯依然处在唐虞夏商周的限内。 处在阶梯最后一个梯级上的是法家。法家主张刑赏，致力于耕战，因此其历史观寄托最晚，在春秋以后的近世。认为只应该效法春秋五霸，甚至提出效法今王，从而使历史观与现实政治目标重合为一。商鞅是法家的早期创始人物，提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商君书·更法》）韩非是后期法家的代表，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五蠹》中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正是荀子“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荀子·儒效》）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韩非又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是对道德――仁义――法度学术阶梯的又一表述。 学术阶梯的第三个特点，是它表明了先秦诸子不同的实践性与可行性。尽管道儒法三家从先秦时期起，就一直是在互绌互非，相互之间的指责批评十分激烈，但各家学说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即同样表现为要求参与社会政治实践、与政治实践结合的政治性，同样要为各自认为最为合理的政治秩序提供理论和学术上的依据。正如《庄子·天下》和司马谈《六家要指》中所说，诸子百家都是“务为治者也”，只是各自所选择的途径不同，“各有所长，时有所用”罢了。其中，道家道德的主张最适用于休养生息即战乱平定后新秩序正在恢复的建国初期，儒家仁义的主张最适用于守成即新秩序恢复之后的发展时期，法家法治的主张最适用于救败即社会矛盾激化的危急时期和改朝换代的统一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则为变法，在战争时期则转化而成为兵家。 在现实中，道、儒、法三家最早得以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是法家，在战国各国尤其是秦国中普遍获得了成功。其次是道家，用于汉初。最后是儒家，用于汉武帝时期。自此以后，道、儒、法三家往往因其各自的特点，大体上分别被应用于每一朝代的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梯级逐一递进。汉初叔孙通说：“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韩信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其后曹操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等等，都道出了儒家法家相互递进这一奥妙所在。 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哪一家都不可以偏废，也不可以独尊。像春秋战国至汉初时期孟子、董仲舒的排斥杨、墨、纵横、法术，独尊儒家，都已成为历史上的教训。采用诸子百家政治主张的关键，是要适时地按照阶梯的顺序依次进行转换。逆取顺守，一开一阖，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理之自然。不怕会有曲学阿世的讥笑，也不怕会出现汤武受命问题的争辩。凡是不能依次进行转换，或掌握不好时机的，才正是不通时变，不知世务。在战乱之中就不能讲仁义。天下平定之后就不能仍由马上治天下。对于前者，春秋时期宋襄公不重伤、不杀二毛，孔子的弟子子贡结缨而死，都是典型的教训。对于后者，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短命王朝秦朝和隋朝，是最明显的史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