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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什么行为一旦形成风气，就是只能被接受、被容忍，比如剽窃。虽说现今剽窃者早就突破道德约束的防线，就像一只招摇过街的老鼠。但是，剽窃就是剽窃，违法就是违法，没有什么话好说。 一个好现象是，现在有能力约束这种行为的主体，逐渐认识到此举的破坏力，也开始说不了。去年底，北大、复旦直面“家丑”，对几起剽窃事件作出正面回应。1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表声明，承认该社去年10月出版的《〈时代〉上的中国面孔》一书(作者罗昶)存在抄袭行为，并表示召回图书，承担相应责任。这就像给那堵已经朽坏的规则之墙，重新扎上篱笆。正应了一句老话，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高校与出版领域历来是剽窃侵权现象泛滥的重灾区，而由于实在普遍，一度成“法不责众”之势，当事人往往也就躲过了正义的惩罚。剽窃行为被“包容”到什么程度，从我亲耳听到的一件真事便可有所领略。有大学教授亲口对我说起，有次期末学生提交课程论文，他看了觉得似曾相识，仔细再看，居然是抄袭自己的文章。不过，教授也只是哭笑不得地把学生找来，让学生搜索一下究竟抄了谁的文章。至于惩罚云云，那是没有的，也就是重写而已。 从这里可以看到，倘若大家对规则都不重视，结果只有任其泛滥，到头来自己也成为受害者。为什么一定要对剽窃坚决说不？这就在于，一来剽窃会破坏游戏规则，甚至让游戏玩不下去；二来就是，剽窃会人为提高知识进步的成本，降低原创者的积极性；其三，这是公然侵犯他人的名誉和利益。不捏死这只小臭虫，不光身上痒，还可能传染病毒。 具体分析罗昶抄袭一事，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原著者李辉(《封面中国》)的权益，同样也伤害了出版社的名誉和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上，除了抄袭者暂时得益(长期看，也是一种学术自杀行为)，没有一方可以搭便车。北大、复旦的事情，一样如此。所以，维护基本规则，早就应该成为共识了。至于为什么到现在有些人(或机构)才明白这一点，颇让人匪夷所思。 原因之一，我在讨论郭敬明抄袭一案时也有提到，这大概是因为时代风气所致。在一个实力决定一切的社会大背景下，成功理念被严重扭曲，因此大家都只看实际结果，不注重程序正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人喊“抄袭有理”的口号。 当然，不是人人都这么认为的。所以，也就有人(未必是利益相关者)站出来，挑战潜规则。比如，北大学生课程论文抄袭一事，是由一位外来者(在该校任课的耶鲁大学教授)揭开锅盖的。罗昶抄袭风波，也是一位网友挺身而出，在网上发帖质疑进而引起关注的。抄袭简直就要成为一种新文化、新传统是没错，但这不意味着就应当被容忍。剽窃者再如何胆大、招摇，也不过是一只脆弱的老鼠———一被发现，下场可想而知。 每一个人开始都是在别人的怀里成长的，知识的进步也是如此。但你不能吃了别人的知识奶汁，还硬说是从自己身上淌出来的。法律和道德对剽窃行为的谴责和惩罚，就是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基本的公义和原则。既然基本公义被破坏，也就只有从尊重基本规则开始，去修复它。(魏英杰 杭州 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