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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毫无悬念，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再次与国人无缘，时距杨振宁、李政道两位华裔科学家首获殊荣已整整50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005年，钱学森先生在生病住院期间对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他最大的遗憾是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培养大师的制度。适逢有“大师摇篮”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成立70周年，回望这所“中国学人的心灵故乡”，对孜孜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却独缺大师的中国大学当不无启示。 论规模，今天一所普通大学一年的招生人数，即超过西南联大近9年的总和；论条件，这样一所辗转于穷山恶水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屡有“茅屋为秋风所破”之忧，并随时准备“跑警报”的战时大学，与时下一座校门即耗资8000万元甚或兴建五星级酒店的奢华不啻天壤之别。之所以孕育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奖得主、7位“两弹一星”元勋、171位两院院士等璀璨群星，答案也许就在冯友兰起草的纪念碑文中：“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人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在一些大学看来，要迅速“做大做强”，除了“并购重组”，更改校名亦不失为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学院升格为大学，农林地矿等争相“摘帽”……如此一来，行政级别、科研经费、生源、就业率等都有望水涨船高。殊不知，“实”至才能“名”归，倘是“克莱登大学”，即便换了“宇宙大学”的“马甲”，也还是与世界一流大学无缘。其实，在英文中university(大学)的词根universus本有普遍性、普适性、世界性、宇宙性之意，这正是大学之“大”的内涵所在，可惜，今天的不少校园已鲜有“仰望星空”者；教室也早已不是什么“陋室”，却不复有“谈笑有鸿儒”的气象。 曾有一所木工学校提出这样的校训：“我们不认为一个平庸的博士比勤劳敬业的木匠对社会更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一所平庸的研究型大学，还不如一所一流的教学型大学或应用型大学对社会更重要。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说过：“小的是美好的”。在自我定位上，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1991年成立之初，即审时度势放弃大而全的“百货公司”模式，采取“精品店”战略，结果仅十多年就跃升为一流学府：其商学院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世界50佳，亚洲仅此一家；轰动一时的世界上最小的碳纳米管即出自其信息学院之手…… 正如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所言，今天的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中心，它正拥有如思想库、研究代理商、调查代理商、管理咨询公司和媒体公司等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此外，中国的大学还面临全球化的冲击。有报告显示：1977年至1998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状元中，约有40%选择出国留学深造或定居海外。在这种背景下，面向全球招聘大师级学者被一些国内高校视为“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捷径。俗话说，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国际上常用一个生物学术语“栖息地”(Habitat)来形容硅谷文化，若无相应的机制与文化氛围，学术上的“硅谷”又何从谈起？ 除了大楼、大师，SCI论文数量亦被国内不少高校视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严格说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发表抑或死亡(publish or perish)”的量化考核压力下，一些本有潜质的科研人才被迫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制造“知识垃圾”和“学术泡沫”。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论文仅5000余字，在声名鹊起前一直游离于传统学术体制之外的他，对于自己早年的“专利所苦力”生涯反而感到庆幸：“实践性的职业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拯救，因为学院式的环境迫使青年人不断提供科学作品，只有坚强的性格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流于浅薄。” 大学的现状，近年已遭受国际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清华大学陈丹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以及最近北大陈平原教授等不少有识之士的抨击。据说曾有学者提出重建一所西南联大，这恐怕只能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罢了。正如北大教改的遭遇表明“世上已无蔡元培”，西南联大，亦只能在魂牵梦萦中“追忆似水年华”。(蔡哲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