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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本历来是动一下就有轩然大波。这不，关于高中语文课本最近又成为媒体讨论的焦点。 1951年以来，全国通行的是人教版的高中语文课本，而今出现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新版高中语文教材，要在北京的九个区县使用。该教材未上市时就已引起了舆论的普遍兴趣，闹得沸沸扬扬起来了。 前几天，北京版语文课本编委薛川东等人接受了《青年周末》的采访，向记者介绍新编教材的编选原则和宗旨。其中虽不乏精彩见解，但有两点提法似乎可以商榷。 首先，新版课本编者之一的孔庆东先生主张，一些红色经典“必须要收入语文课本”，比如《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就在此列。这个观点是笔者不敢苟同的。 我认为语文课本选择课文的宗旨和标准应该是两个。一是文章的审美性，也就是说文章必须具有很高审美价值；二是文章表达的思想、抒发的感情必须能够体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诚信、宽恕、感恩，等等。标举这两个标准不是没有原因的。我理解的语文教育有两个根本任务或使命，一是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美文达不到或很难达这样的要求；二是培养学生美好的道德情操和公民素质，非普世价值不足以完成这个使命。 “红色经典”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产物，不可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其中的佼佼者虽然不乏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概括说就是艺术性不够强，主题思想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就孔庆东先生列举的《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来说，在解放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中或许算是出色的，但放在中外文学史的长河中衡量，其艺术价值（不是社会认识价值）仍然有限，它们可能比《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同类“红色经典”出色，但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倾向，没有必要一一列入必读篇目。孔庆东先生没有给出红色经典“必须”入选的具体理由，我猜测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文学、社会和文化。但是我们总不能说在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作品，就必须选入语文课本。如果这样，语文书就成了历史书。 其次，薛川东先生的答问中提到：他们曾在“精读篇目”中选入梁实秋《雅舍小集》中的一篇美文，但因“上面有想法”而删去。我想说的是：我们一直有“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文”的说法。如果真的是美文是好文，为什么因作者的“历史问题”或道德问题而不予以选入呢？梁实秋的作品不过格调不那么“高昂”，不那么政治。但我想我们的语文课本也不应该每篇充满硝烟，全部是“匕首投枪”吧？和谐的前提是差异，清一色的匕首投枪也是不和谐的，那是单调。 薛川东先生还说，“至于有些作者，其作品则铁定不会考虑。比如周作人，由于其历史原因，肯定就不会进入教材。”大家知道他做过汉奸，人格上有缺陷。但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常识是，很多有名的作家都有道德缺憾。至于在特定时期缺乏民族气节但有文学成就的文人也不乏其人，比如明末清初的阮大铖就是。文章和人品是否可以适当分开？人品好的人文章不一定好，人品不好的人文章也可能好。我们的大学文学史课本不是照样要讲玩弄少女的赛林格、杀人犯的顾城、缺乏民族气节的阮大铖么？做过汉奸的周作人曾经留下不少优美的美文，也写过《人的文学》这样优秀的文学理论文章。这是大家不能否定的。这些美文中也不乏思想格调健康者，窃以为选择一篇、两篇的无妨，而不必“肯定就不会进入教材”吧。我这样说的意思也不是因为周作人的美文优美就必须入选，这样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编选者当然要考虑作者的人格问题。但是我觉得本着不因人废文的原则，不能让周作人的文学史永远不得翻身。教师可以在讲授的时候把这个道理讲给学生听，这样学生自会知道读周作人的文章是为了提高文学修养，绝不是对汉奸的肯定。（陶东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