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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三项证据（或理由） 古有“三易”之说，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易”所产生的时代及其施行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卜》说卜人“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筮人》又说筮者“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都是说周代卜筮者同时掌有三易。郑玄《易赞》及《易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又引杜子春云：“《归藏》，黄帝易.。”《帝王世纪》也说：“殷人因黄帝曰归藏。”《山海经》则说：“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卷三五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王充《论衡》与此略有不同，认为“列山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论衡·正说》）。两说相同之处是：商人之易为《归藏》，且继承自黄帝氏（归藏氏）。南怀瑾先生认为伏羲时代的易学为《连山》易，黄帝时代的易学为《归藏》易，周代为《周易》或者神农时代为《连山》易，黄帝时代为《归藏》易，周代为《周易》而夏、商、周三代分别继承或施行《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南怀瑾、徐芹庭著《白话易经》叙言，岳麓书社1988年2月第1版）。唯《汉魏从书·古三坟》称《山坟》为天皇伏羲氏之《连山》易，《气坟》为人皇神农氏之《归藏》易，《形坟》为地皇黄帝之《乾坤》易。综合各种说法可知，大多数古籍都认为伏羲或神农时代行《连山》易，黄帝时代行《归藏》易，夏、商、周三代分别行连、归、周三易，唯《古三坟》说神农为《归藏》易、黄帝为《乾坤》易（《周易》与此有关）。笔者认为真实的情况有可有是：伏羲时代创《连山》易，神农时代继承之，神农（或炎帝）时代又创《归藏》易，黄帝时代继承之，而黄帝时代又创《乾坤》易，后来夏、商、周分别承连、归、周三易，故历史上有各种“三易”之说（当然这是建立在史前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之世已存在六十四卦及易学其他基本观念、知识构架基础之上的说法，后面我们将证明）。 《归藏》易的特点是重坤，故又名《坤乾》。坤为地、为阴，故《归藏》易是崇阴贵坤、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周礼·春官·大卜》郑玄注曰：“《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贾公彦疏云：“《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名为《归藏》也。”金景芳先生说：“《归藏》久亡，今可知者只有两点：一，《归藏》首坤次乾与《周易》首乾次坤相反。二、反映了‘殷道亲亲’的历史特点，很明显地表现出君位继承制问题，是重母统，反映出还存在着氏族制的残余”(金景芳《周易讲座》，吕绍纲整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礼记·礼运》记孔子之言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证孔子见过《归藏》并得到《归藏》，郑玄也知《归藏》为殷易，而且根据二人将《归藏》与《夏时》、《小正》相提并论，还可推知《归藏》及易学本与天文历法有关，其根源可能在古天文历法。张其成先生认为《古三坟》之《气坟》归藏以“天”为首，与归藏易以“坤”为首不符，故《古三坟》的真实性存疑（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0页，中国书店1999年１月第１版）。廖名春先生也认为“秦简《易占》与《三坟书》之《归藏易》全不相涉，可知《三坟书》之《归藏易》不可信”而“秦简《归藏》应当是《归藏》易的《郑母经》，‘郑母’即‘奠母’，即‘尊母’、‘帝母’，以母为尊，以母为主”（廖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他们对《古三坟》归藏易《气坟》表示怀疑但都承认《归藏》易的特点是贵坤尊母，以此为前提立论。因此《归藏》易的特点是崇阴贵坤、重地尊母当没有疑义。传说黄帝行《归藏》易、神农（炎帝）也可能与《归藏》易有关，证之于史前时代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半坡类型，也非常吻合。 要证明仰韶文化行《归藏》易与炎黄有关，必先证明阴阳观念及六十四卦等易学基本观念和知识系统在仰韶时代乃至前仰韶时代的存在。关于阴阳观念，有不少知名学者探索过这个问题，大多是根据先秦文献或甲骨文中的“阴阳”或“阴”、“阳”二字的存在情况去判断，认为阴阳观念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战国时才产生，而《易经》和八卦中都没有阴阳思想，这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误会。据汤惠生、田旭东先生的文章：南非岩画学者刘易斯·威廉通过对欧洲南部马格德林文化洞穴岩画的分析，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人已能运用岩画来表达光明与黑暗的二元概念，并能通过象征光明与黑暗的岩画形象来进行二元思维。雷诺埃·古尔汉对欧洲南部地区65个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中的岩画形象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后，发现这些岩画中的动物形象几乎一半以上是马和牛，而这些马和牛根据绘制特征或身边的性别象征符号可以分为雌雄两种：马代表雌性，野牛代表雄性。“无论是同类动物或不同类动物都是根据雌雄二分法在并列、对应、联系、成对等关系中加以绘制。不同种类的动物本身自然的雌雄特征在这里已不起作用，而是通过一些人为的符号来表示雌雄”。与此同时，雷诺埃·古尔汉对洞穴岩画艺术中的抽象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他发现所有的抽象符号均区分为雌雄两性的象征，如棍、棒、枪、矛、羽状、勾形等都是雄性符号，而那些卵形、圆形、屋状、鸟形以及方格等均为雌性符号，而且雷诺埃并不认为它们与什么“交媾”、“丰产”观念有关，只是慎重地暗示或许是某种原始宗教思维（汤惠生、田旭东《原始文化中的二元逻辑与史前考古艺术形象》，《考古》2001年第5期）。这里的“雌雄”实际用“阴阳”二字表示更为妥当，因为它很接近于中国话语系统中的“阴阳”而与生物学中的生殖、“交媾”无关。中国很少发现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岩画及相关内容，但新石器时代阴阳观念的存在是无疑义的：赵宝沟文化出土陶尊上一般刻画动物图形两个，或两个鹿龙或一鹿龙一鸟龙，而且一个身躯较大，一个较小。这些鹿龙、鸟龙多是鹿或鸟的头部、龙的身子、鱼的尾巴合成或鸟翅作蚌壳状，陆思贤先生发现有鹿鹿相配、鹿鱼相配、鱼鱼相配、鹿鸟相配、鱼蚌相配等形成，认为“其总的取义于牝牡相配，而又广泛地表示天象物候中的不同物类相配”（陆思贤著《神话考古》29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或许这还不能证明这种图象与“阴阳”有关，但那些鹿龙、鸟龙之龙身均一剖为二，一半阳纹，一半地纹，有的一剖为二后又各自分段分节以阴纹阳纹相间，其阴阳二分、合二而一的意图十分明确。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上绘鹿龙、猪龙、鸟龙，鹿龙、鸟龙之龙身、尾羽皆以阴阳纹相分，牛角獠牙猪首龙之龙身一剖为二，各自再分段分节以阴阳纹相间，这件器物的年代在前5000——前4700年间（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1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查海遗址出土的堆塑石龙位于查海聚落的中心，其长19、7米，全部用质料一样、大小一样、颜色一样的石块摆塑，龙身作蟠卷状，也是一剖为二即用两列并排的石块堆塑（图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368页），其年代在8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出土骨笛皆成双成对，而且据测音研究，它们的确是一雌一雄，合于中国笛类乐器的传统（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文物》1991年第3期）。贾湖骨笛距今约8000年。贾湖人有能力制作雌雄骨笛，阴阳观念的存在年代必然远远早于贾湖的年代，其在一万多年前已形成和存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和分析，目前可以确定新石器时代表达八卦的方式至少有四种（它们也都传承至历史时期）：其一，数字卦。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崧泽文化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八个六爻数字卦，其年代约在5500年前（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第4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陶壶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符号中有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两个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这意味着当时的画卦顺序可能与现在一样，也是自下而上），可能是在起卦过程中废弃的卦爻（图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其二，用八角星纹表示八卦。八角星纹多见于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前者多绘画于彩陶器的外腹壁，后者多戳印在陶盘底部。此外，八角星纹也见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新石器文化、小河沿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这种八角星纹是由立杆测影所得阴阳交午图形“ ”、“ ”垂直交叉而成（当然作了一定的变形、调整），其证据见于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鱼篓形罐上刻划的八角星纹（参见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图二，《考古》1990年第10期）以及山东栖霞县大丁家村战国墓出土陶豆（M1：4）上的八角星纹（图见《考古》1995年第11期981页），其含义即“阴阳八卦”，指向四方八位表示一年四时八节。这种八角星纹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史前时代经商周（主要见于青铜器纹饰）、秦汉（主要见于铜镜，考古界称为八连孤纹）至当今彝族服饰、墓标，基本上末曾中断，其画法大同小异，而在彝族文化中，它正是与历法有关，表示四时八节或八方之年。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白陶盘上的八角星纹其外围多有一周S纹，二者配合表示太极八卦。S纹广泛见于史前各考古学文化如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河村文化，年代最早者目前发现见于大地湾文化白家村遗址所出陶器上（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在历史时期历夏商周、秦汉直到当代一些少数民族装饰纹样，它们也一直未曾中断，其含义皆为表达太极、太极图之内涵（释读参见掘著《破泽老子太极图》）。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皂市下层文化岳阳坟山堡遗址已发现八角形镂孔垫座，应是八角星纹的早期形态（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考古》1996年第2期），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其三，阴阳爻画卦。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大河村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大多将装潢、古天文历法与古易学的知识、数理融会为一体，如：青海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盆（Ⅱ3式46：15）上腹纹饰，波折纹上面的弦纹构成初、二两阳爻，再上是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五个阴爻，因为横视彩陶盆口沿线成为上九，共是八爻，将剥、复、临三卦集合在一起以反映“卦气说”，构思非常巧妙、独特。作为旁证，该彩陶盆内底画单线圆纹表示“太极”，圆外接方形线纹以示“天圆地方”，每方线纹三条合计12条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其口沿又画7组短线纹表示北斗七星，如果短线纹条数没有画错的话，其中6组每组6条计36条表示十月太阳历一个月三十六天，余一组为5条可表示“五行”即十月历的五季（图见《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00页）。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三期出土不少将坤卦符号与天文历法数理相结合构画纹饰的器物，其中保存最完整、纹饰明确的是一件白衣彩陶钵（AI式F1：26），其肩腹部有两周精心构思设计的图案，上面一周有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可作十月历历书使用(释读详后)。大河村彩陶钵六爻坤卦符号均为白彩，以红褐彩地纹衬出（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第11页上图，《郑州大河村》报告线图不准确），其地纹即一条竖线贯串五条短线“ ”，由此可知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相同陶符当为六爻坤卦符号的简写，而姜寨出土陶符中也有明确的六爻坤卦符号，只是略作变形（图见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图一第16、第42两个符号，《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其四，用纹饰的数量关系即刻意刻划八数、六十四数表示八卦、六十四卦。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玉版中心刻八角星纹表示八卦，八角星纹外大、小同心圆纹之间被8条单线纹分割为八区，每区刻一圭形箭标，每个箭标为中线一分为二再以6条短线左右各3条将箭标分割为八小块，以示“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8个箭标计64小块表示八卦相重生六十四卦（图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彩版图14）。将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及其他天文历法的数理构思设计为一个整体的典型器物还有半坡P：4237陶片、元君庙M413：5彩陶钵及1959年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镂雕象牙梳（M26：16）等，尤其是半坡P：4237陶器残片锥刺纹（可复原）和元君庙M413：5彩陶钵锥刺纹将十月历历数、河图洛书、“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这个生成体系设计为一图，构思、设计极为精妙，不仅表现了六千多年前先民们的高度智慧、机巧和匠心，而且表明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必然远在半坡时代之前。（含山玉版、大汶口镂雕象牙梳及半坡类型器物纹饰释读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中华史前文明之魂》，限于篇幅，这里不作释读）。不仅如此，八卦文化还远传至西亚哈拉夫文化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哥伦比亚穆易卡陶盘中心画一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外套八角星纹表示八卦，最外围画六十四齿表示八卦生六十四卦（图见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179页第10图），哈拉夫文化的陶盘纹饰将十二月历法、河图洛书、六十四卦等内容设计为一体，证明早在6000多年前，半坡人已将中国文化传播、携带至西亚（详后）。 明确了阴阳观念和八卦、六十四卦在半坡时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存在问题，仰韶文化与《归藏》易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虽然我们并没有看到以坤卦为首的六十四卦图的出现）。这里将王仁湘先生的研究概括一下：①自庙底沟类型传播开去的难以认读的彩陶花纹，如果采用读阴纹（地纹）的方法，可以发现其纹饰清新秀美异常，绘画章法十分严谨，而且不论繁简，读起来都一目了然；②这些纹饰在整体上主要应该认读的是阴纹而不是阳纹，而作为纹饰结构主体的阴纹都是旋纹，其他阳纹勾叶、弧边三角及不规则弧边形无一例外都是衬底图形；③旋纹用阴纹来表现比用阳纹需要更高的技巧，原始人类有意这样制作而且传播范围极广，说明它的重要性，它“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而且可能是一种“原始宇宙观体系”；④这种用阴纹表现纹饰主题的方法开始出现于半坡类型，而在庙底沟类型时期并不限于旋纹一种，“大量的花瓣纹等采用的都是阴纹方式”（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半坡P：4237陶器残片和元君庙M413：5彩陶钵那种锥刺纹其空白地带（即地纹）按纹饰规律复原，它也有极严密的数量关系，缺少这种复原或者不考虑这种空白地带，纹饰内涵表达就不完整或者无法认读（详见《伏羲画卦》）。苏秉琦先生在论及仰韶文化时说：“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双唇口），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玫瑰花、菊花），两种动物图案彩陶（鱼、鸟），是两类六种。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苏先生所说的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即是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文化因素，后者表现的主题即旋纹（阴纹），前者“双唇”亦合《归藏》易之崇阴贵坤（阴爻为双短线— —，坤卦为阴爻所组成）。其实，半坡类型的壶罐口尖底瓶（它与史前所见双连罐的制作意图是有区别的）也合《归藏》易贵坤之特点。古人为什么制作“双唇”口器物、在瓶上再接一罐形（在一种文化中大量而普遍地制作这种有多余部分而并无必要存在的器物必与信仰和习俗有关），我以为尚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最后我们谈一下商代是否存在《归藏》易的问题。王兴业、田合禄等都认为《古三坟》不伪，它们是《左传》所提及的《三坟》古书，其中《气坟》即《归藏》易（王兴业《三坟易卦序初探》，《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王兴业《再论〈三坟易〉不伪说》，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1月第1版；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不过，已有学者认为《古三坟》之《气坟》与《归藏》首坤次乾之卦序不符，秦简《归藏》与《古三坟》之《气坟》也全不相涉，故我们对《三坟》易之《归藏》暂时存疑不论。王家台秦简“易占”材料出土后，已有不少学者论证其为商代之《归藏》易或者衍生于《归藏》（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古方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刑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秦简《归藏》使用了春秋时代人物的故事，故其成书年代晚于《周易》，甚至推断历代《归藏》可追溯到的始祖本《坤乾》其成书年代必在公元前575——前492年这段时间，当然商易《归藏》的存在是存疑的（任俊华、梁敢雄《〈归藏〉、〈坤乾〉源流考》，《周易研究》2002年第6期）。现在我们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殷易《归藏》的存在问题： 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了一批木胎漆盘，这种木胎漆盘的内底用两个耳朵拚成一个S形阴阳两仪圆图，其周缘绘有两圈由S纹、L纹、短线纹、点纹、涡纹经精心构思、设计组合的纹饰，分析那些纹饰形态、组合，数一数其间的数量关系，可以发现它们将八卦六十四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十月太阳历、二十八宿、干支、节气、大衍数等等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周易》数理包括在内，而且从纹饰运用特点（取双数）、数量关系（重坤卦数理“百四十有四”）、器物出土背景（与楚文化相关）等多方面因素判断，这种漆盘是道家作品，因此笔者认为漆盘所示易学内容正是现存文献所不曾记载和传承的道家易学学术体系，而内底的圆图正是道家为纪念老子而作的太极图。木胎漆盘所示内容确证《易传》和现知汉代易学均非易之本体（如果不把孔子“儒学”当作“易学”的话）,《易传》当为搜罗春秋战国时有关易学知识并作了儒学化的处理所致，所以不成体系，到处模棱两可，而孟喜、京房所开创的汉代象数易至少晚于木胎漆盘半个世纪（漆盘下葬年代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前即前118年前）而且与后者各是一路。木胎漆盘所示内容下接宋明易图学、象数易学，上与道家思想、《归藏》易吻合，它与《易经》、《易传》，现知汉、唐易学各是一路；从表达方式和内涵上看，它与史前时代那些典型器物如含山玉版、大汶口象牙梳、半坡陶器锥刺纹、大河村白衣彩陶钵等一脉相承，完全是同一个思路和知识体系（当然木胎漆盘夹了一些道家的东西）。木胎漆盘的存在意味着史前易学、商易《归藏》、道家易和道家思想、道教易、宋明易学这一易之本体轮廓初现，不仅解决现知易学、易学史上许多扑朔迷离的基本问题，而且它当成为开启中国古代文化、史前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吕绍纲先生分析《老子》思想与《周易》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与笔者据绵阳木胎漆盘所得认识完全吻合，即《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而不是源自《周易》，因为：“一，《老子》书不见首乾次坤的思想，倒是首坤的思想明显居多；二，《老子》的辩证思维模式属于与《周易》古经不同的另一类；三，关于宇宙生成问题，《老子》的主张也与《周易》古经不是一路”（吕绍纲《〈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所以关于殷易《归藏》，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见到首坤次乾的六十四卦在殷代文献或器物上摆着，但其存在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结论是可以下的。而且，仰韶文化与炎黄行《归藏》易的传说也能吻合，可证古代文献和传说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绵阳木胎漆盘不仅用阴阳两仪太极图、用S纹表示“太极”，而且也用涡纹表示“太极”，沿此上溯经春秋战国、夏商周一直到庙底沟类型那种用阴纹表达的旋纹，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它们也都是“太极”之意，是太极图的手写体。可以认为，正是儒家将搜罗到的古易学知识儒学化而武汉帝又“独尊儒术”导致保存了上古易学原貌的道家易学在汉代彻底隐匿（相关的传承方式自然也断线）才有了易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相关疑团和迷雾，以至于太极八卦、《易经》问题困挠了中国文化人两千多年而至于今天，关于太极、八卦起源的具体的细节，笔者尚无证据说得很明确，但根据史前时代大量的相关考古材料以及从学理上分析，它们与古天文历法相关是没有疑问的，当然这也证明陈久金先生的相关研究和认识大体上是正确的（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太极八卦不可能起源于商周占卜，当然也不是起源于史前时代比如贾湖人的龟卜、数卜，这不仅因为卜筮产生不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这种易卦生成体系和宇宙观，而且半坡类型那种已经非常成熟的象数易学体系和知识结构也肯定不是来自贾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