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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正是为了整军图强防谍杜奸，献公户籍改革之初即定下什伍之制。这不是全凭揣想，而是有幸《墨子》书中保存了原始第一性的记录。《备城门》：“城上十人一什长”；《迎敌祠》：“司马视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经过笔者多方考证，《迎敌祠》所言皆献公早期事，《备城门》甚至言及征募墨者之初，主客双方必要的考虑，大有助于了解秦墨早期的活动，其史料价值之高远在《史记》三言两语式叙事之上。 至于什伍所辖士兵的种型和原来的身份，《备城门》篇中两条“示范性”的规律都有说明。“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下(或应作上)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围(御)。”如果敌人大举进攻，无论师众多少，只能分四路进攻，届时守城兵士不过“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可见户籍是兵农不分军民合一的。什伍战时与平时的成员可能不完全符合，但二者间必有密切的联系。从《韩非子》和《史记》相关词语及注释揣测，什伍之制应该自始即逐步推行于全国的，其最初主要动机是为防止人民违法犯禁的，防止人民犯禁最适宜的组织单位是什伍，而防止犯法的工作平时较战时更为根本。所以《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的综述相当正确，唯一需要纠正的是什伍和连坐不始于商鞅，而始于十九年前的献公。这应该是合理的论断。 由于秦简中尚未发现户籍原件，其具体形式尚无法确知。但张金光在其廿余年心血结晶的《秦制研究》对秦户籍特色及其主要意义有扼要的解说和评估： ……秦户籍为户，役册合编，户籍同时是应役者的徭役档案。此制为汉及后世所承。……秦户籍，就其内容而言，为综合体式，详于籍注，……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秦所开创之户籍实为人籍之综合百科人事档，是国与家最为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为国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编籍与“相伍(即编户)”相为表里，相互为用。户籍组织与社会行政编组是统一的，以县系乡，以乡系里，以里系伍，以伍系术户，以户系口。这便构成了以秦户籍为纲的一条完整的系术绳索。 从社会及政治观点，献公的户籍改革既彻底扫除传统乡遂国野的区分，又奠下走向统一集权国家的通衢大道。 参与初步推广县制 秦为增强新征服的边区冲要之地设县，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穆公以后，《史记》之《秦本纪》及《六国年表》仅记有厉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县频阳(今陕西富平县东北)及惠公十年(前390年)县陕(今河南三门峡西)。献公朝〈秦本纪〉只记有二年(前383年)“城栎阳”,但因《集解》引徐广“徙都”之说，引起不少近代学人误会。实际上献公决心设置具有国防意义的县，始于即位后的第六年(前379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再五年后才“县栎阳”。 近年考古发掘证明即使筑成重要国防和经济基地的县以后，栎阳城垣面积和建筑规模还是远远不能与都城雍和未来的都城咸阳相比。按常理推测，当献公决意兴建一系列的县以为军事根据地时，必有墨者精英及军事工程技术专家参与筹划及领导。 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 另外，尚须推测评估墨者对献公政治改革理念及实践方面的影响。 自宗师墨翟始，散于列国的弟子以专长论可分为三派：“论辩”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从事”者制器守卫。“从事”派的墨者固为献公所急需，然“论辩”、“说书”之杰出者亦决不会错过赴秦入仕的黄金机会。另方面“从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师的中心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原则、方法和步骤。饱经沧桑的献公深明富国强兵有赖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行发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废除殉葬旧俗，七年“初行为市”，十年即“为户籍相伍”。恰巧臣民之间只有外来的墨者，除技术专长外，还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则与方法。唯有墨者才能背诵“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的历史教训。笔者相信献公之所以自始即决心迈向政制一元化的崭新大道是与墨者一再阐发《尚同》精义分不开的。此项推论的合理性，反射于一个多世纪后荀子的视察和评估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