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始皇,我们还能说些什么?这是使人颇感困惑的一个问题。最近我经过思考,有些话还想说一说。首先,是要摆脱汉人“过秦”评论的一些影响,对某些记载的思想倾向也应注意;其次是对秦始皇的分析要具体、再具体。现以秦始皇的最后十年为例,略加述说。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关于这一年的记载内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号,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外,还有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内容。为此,秦始皇所花的时间、精力,所需的智慧、魄力,研究者怎样去想象都可以。 前220年,“始皇巡陇西、北地”,“治驰道”。 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 前218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 前217年,“无事”,但《通鉴》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记载。 前216年,“始皇微行咸阳……逢盗兰池。……关中大索二十日。” 前215年,“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始皇巡北边……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西北斥逐匈奴,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 前213年,“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议“焚书”。 前212年,“除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通鉴》云:“千八百里,数年不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骊山。“立石东海上朐县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坑儒。 前211年,东郡陨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卦得游徙吉。” 前210年,“始皇出游”,“上会稽,祭大禹,而立石刻颂秦德。”“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按:此次历时九个月) 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述看,在秦始皇的最后11年(含去世的当年)中,秦始皇有5年巡行各地(前216年的“微行咸阳”不算)。未出巡的年份,他也以不同的方式关注着各地,如前214年之“略取陆梁地”,前213年之“筑长城及南越地”(《正义》谓“戍五岭”。《通鉴》作“处南越地”),前212年在作阿房宫的同时还有“除直道”以及徙民丽邑、云阳之举。 从始皇出巡及其对全国关注的情况看,明显是一个巩固统一的政治问题,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情况如何?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他不辞劳苦地出巡,条件是比较艰苦的,汉人所谓修驰道是“天子之道”的说法,恐怕始皇出巡并未享受多少;相反,记载中常常反映出出巡时“逢大风”、遇“水波恶”、甚至“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等,这和后世隋炀帝游江都不应相提并论,而且还要承受“为盗所惊”等风险。这里所说的“盗”即六国旧势力的反抗,在当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也与他出巡的目的有关。 东巡中做了些什么?记得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汉人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但如果具体分析刻石的内容,应该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已从不同角度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如经济史的研究中注意到“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思想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儒、道各家的思想。巡行的当中,秦始皇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封禅,祭祀名山大川之类,也有一些当与巩固统一有关,如上述前219年徙民于琅琊台下之类。这好像是“现场办公”一样,就地解决一些问题。另外,经过巡视了解,也有为日后作某些决定参考之意。前212年,秦始皇未出巡,但有立石“以为秦东门”之措施,应该就是他前几年视察之后为东部“边界”所作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