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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意识到的最有趣的问题，还不是蓟城什么时候成为燕国的都城，而是其成为燕国都城的原因，以及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边疆国家的都城，蓟城是如何履行其职能的。它是最适合的边疆统治中心吗?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如果不对当时的地理状况作一个清楚的了解，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满意的回答。对现有史料进行研究之后可以清楚地发现，蓟城的兴起与华北平原最重要的古代交通道路的发展密不可分。这条古道沿着气势雄伟的太行山—燕山山麓发展起来，与山脉平行，起自大平原的中西部——中华文明首先在那里发展起来，直至大平原的北端——中国疆域第一阶段的扩展在那里被阻挡。平汉铁路的北段即为这条古代道路的现代版。 它在其后的历史时期乃至今日的意义仍是毋庸置疑的。这条道路历经了世纪的洗礼、朝代的更迭，直至十九世纪末中国最后一个朝代结束、现代铁路时代的到来、中国最早的铁路干线平汉铁路的诞生，才不复使用。因此，如果一名旅客要从香港，或者是从广州出发乘火车到北平，一过郑县(今郑州)北面的著名黄河大桥，便会踏上这条数千年前众多古代先民前往同样目的地时所走的道路。这条古代大道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一直到十四、十五世纪第二条通衢在华北平原东面建成之前，从未受到过挑战。 为什么会沿这条线发展起来一条古代大道呢?首先就要归因其自然地理环境。这条线的西面是在华北大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太行山脉，它与耸立于北平湾北部的燕山山脉可谓异曲同工。此外，这条大道截断了数以百计从山中流向平原的大小河流。大道以西，是位于上游的山区河流，水流湍急，而随着流入地势平坦的平原，水流便开始趋缓，河床泥沙淤积，河道也逐渐变宽、变浅、变曲折。冬季，多数较小的河流都会干涸，但是，夏天雨季时，几日甚至几小时的降雨就可以使这些河流下游泛滥，河流之间的低洼处也会形成大片浅湖。因此，在这条古代大道通过的地方，既没有上游河流的湍急，也没有下游河流的宽阔河面和容易泛滥的威胁，这一线正是最容易渡过每条河流的地方。换言之，这条道路实际上揭示出了从南部的早期文化中心到北部的北平湾之间所要经由的一连串渡口的位置，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难以越过的，就是浑河渡口，著名的卢沟桥(西方人称其为马可·波罗桥)就坐落在这里。卢沟桥始建于十二世纪，现已成为一座伟大的历史丰碑，它足以证明这一古代渡口作为北平湾南大门的重要意义。 ………… 明朝军队于1368年攻占汗八里时，位于湖西岸的两座宫殿兴圣宫和隆福宫几无受损，因此在1370年至1403年间曾用作燕王府。但湖东岸的皇宫则在汗八里失陷后，被明朝统治者下令立即拆毁。此举 或许是因为明朝统治者认为，这样可以破坏前朝的“王气”。1403年燕王即位后，便在汗八里及被拆毁的元皇宫旧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最终，新皇宫于1420年建成，四周围以护城河，称为“紫禁城”，一直保存至今。与元皇宫相比，紫禁城北面稍有内缩，但向东有少许扩展。如果说新皇宫北边的缩减不值一提，那么，其东移则引发了一个重大的变动，这意味着对全城最初规划的根本性调整。我们知道，元皇宫恰好处于汗八里东西城墙正中，因此皇宫的中线亦即大城的中线，标志着全城几何中心的钟楼也建在这条轴线上。随着明皇宫东扩，以上设计就不成立了。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变呢?答案有两个方面:第一，由于1368年汗八里北城墙进行过南移，钟楼已不再是大城的几何中心了，因此，早在重建皇宫很久之前，汗八里在布局结构上所遵循的某些指导原则便已被忽略。其次，缩减皇宫面积时，明朝统治者尚无意图将汗八里立为国都，也没有明确规划要重建这座城市，但是，当1403年燕王登基下令对汗八里及元皇宫进行重建，使其成为新都时，便需要制订一个新的规划了。从皇宫和钟楼的位置移动便可看出新规划遵循的原则，因为钟楼、鼓楼是在原址稍东重建，东移的距离与皇宫东移的距离相等。换言之，新的钟鼓楼仍旧位于新皇宫的中线上，只是这不再是原汗八里的中线了。城市中线移动的原因是，积水潭位于旧皇宫与旧钟鼓楼之间的中心位置，旧的中线为积水潭“阻断”，而新中线移至湖的东岸后，新皇宫与新钟鼓楼之间就没有任何地形上的障碍，于是便可以从皇城北门至钟鼓二楼之间规划一条通衢了。 这条中线的位移，对了解明北京城的重新发展极其重要，因为这条线最终成为了整座新城的中轴线。 根据文献记载，汗八里皇城东墙向东扩展是确凿无疑的。这一点《春明梦余录》里即有记载，“至永乐(燕王称帝后所用年号)十五年改建皇城于东，去旧宫可一里许。”西墙是否也在同时挪动过，由于没有任何记载，所以不得而知，或许西墙仍保持不变。北墙也作过进一步扩建，但却并没有明确记载。最后，谈一谈南墙。虽然亦无文献记载，但南墙向南挪移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原因是，我们发现保留至今的明皇城南墙，几乎就建在汗八里南城墙原址上面，即今天的东西长安街上。正是由于明皇城的向南扩建，汗八里大城的南城墙也被迫向南移至现今前三门的位置。 如此，至1420年，一座内有新皇宫外有新城墙的新城便诞生了，它的总体外观与汗八里稍有区别。这座新城，即明代北京城，正是今天所称的北平内城，只有几个城门的名称变了。 皇城向南扩建的另一个结果是，紫禁城前方的空间大大扩展了。而且，正是在这片新扩展的空间上，进行了对汗八里基本规划的另一个重大改动，即太庙、社稷坛的重建。太庙在东，社稷坛在西，它们的相对位置仍然保持不变。两组建筑均于1420年竣工。太庙、社稷坛之间是由大城正门直通皇宫正门的御道。这条御道修建的位置，也恰好与确定新钟鼓楼和新皇宫位置的中轴线重合。皇宫正北，同样还是在这条轴线上，用初建紫金城时开凿护城河挖出的泥土堆起了一座人工小山，高二百余英尺(60余米)，起初称万岁山，后改名景山，也常被称为煤山。这座小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鸟瞰皇宫的最佳位置，而且它几乎是这个全新城市规划的几何中心。在这里，这座新城富有想象力的设计达到了极致。因此，到1420年北京城的重建按计划完成时，人们看到，新规划的所有重要建筑都以这条南起大城前门、北至钟鼓二楼的直线为中线东西均衡对称分布。这种沿着中轴线布局的几何图案之美尤其引人注目，这一布局一直保留至今。 最后再讨论一下今天的外城城墙修建的问题。元朝的汗八里城正南地区是有居民区的，只是并没有明确的规划。1419年，汗八里的南城墙挪至现今位置时，这片地区 仍部分位于新城之外。然而，次年(1420)，另外两组重要礼制建筑——天坛、山川坛(今称先农坛)——也在此地以南建成，天坛在东，先农坛在西。前文提到的御道也由内城的前门向南延伸，贯通天坛、先农坛之间。随着这些礼制建筑的兴建，这片未经任何规划的聚居区也慢慢被容纳进城市本身的设计当中。但是，直至1553年，外城城墙才最终建成，将这片区域真正围入城市总体框架。至此，北平城今天所见的格局便已完成，迄今未再作进一步的变动。 (本文摘自《北平历史地理》，侯仁之著，邓辉、申雨平、毛怡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定价:72.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