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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绎、熊渠的艰苦创业、整军经武的战略思想。据《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约公元前1042-1021年在位）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2]可见熊绎曾与鲁、卫、晋、齐四公同在周成王身边辅政，地位相当。《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子革答楚灵王问：“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3]说明是熊绎克服艰难困苦，在草莽蛮荒的荆山脚下开发建设，为周王朝恪尽守土服务之责，“共御王事”，并且在蛮荒险恶之地为他的臣民创造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安定环境，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熊绎之后大约150年左右的时间（从熊绎到熊渠共5代人），“当周夷王（约公元前885-878年）之时，王室微，诸候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颤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4]从上述史料中可知，熊绎、熊渠都是受楚人尊敬的国君，从“筚路蓝缕”，到“甚得江汉间民和”，反映了经过百余年的惨淡经营、开疆拓土，熊氏家族整军经武，已基本控制了江汉平原的广大地区，成为威镇南方的实际统治者。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无疑成为楚庄王军事战略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3、楚武王、文王、成王北进中原、观兵中国的争霸战略。楚武王熊通在位51年，他东征北伐，进一步开辟疆土，“得志于汉东”，国势日渐强盛。《左传》桓公二年（公元前710年，楚武王三十一年）云：“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说明楚国已威胁到中原诸国的安全。楚武王三十五年，兴兵伐随，逼迫随国向周王室转达尊楚的政治要求，其辞曰：“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应允赴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5]从楚武王的角度考虑，提出加位升级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因为熊绎时的“子男田”名分已经无法与占有江汉平原广大地区且军力强大的实际地位相适应，周王室的歧视性政策自然激起楚的反感，因此要“观中国之政”，在得不到允许的情况下，索性自立为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武王之后，楚国历代称王。楚文王攻申取邓、破蔡灭息、伐郑侵陈，开始进入中原地区，到楚成王时，已经拥有“楚地千里”，并终于得到了周天子的承认。“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6]这等于承认“楚地千里”的既成事实，并放手让楚国在南方夷越地区发展，只要不北上“侵略”中原就行。至此，楚国“欲观中国之政、请尊吾号”的政治目标初步实现。但周天子似乎只承认了楚的“尊号”，并不欲其“观中国之政”。因此，争夺中原霸权仍是楚王继续努力的目标。楚成王在位46年，其子楚穆王在位12年，这58年的时间内楚国主要是与齐、晋争夺中原霸权，尤其是与晋国的矛盾成为楚国制定内政外交和军事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段，惊心动魄的战争风云，以及波谲云诡的军事谋略，对楚庄王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从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自立为王到楚穆王十二年（公元前614年）约90年间，四代楚王（武王、文王、成王、穆王）也为庄王霸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综合国力基础。但这一战略目标的完全实现还有待于楚庄王审时度势，励精图治，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建立巩固的王权政治，不断增强楚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事实证明，楚庄王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历史也选择了楚庄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