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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是列国纷争时期，兼并和反兼并的战争频繁。列国不论为了争霸或为了保存自己，都必须大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军队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促使军事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兵役制度 春秋时期仍普遍实行国人当兵的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国野之间的经济界限逐渐打破，国人野人长期聚居在一地，经过250 多年的演变，历史上留下来的战胜和战败的荣誉和屈辱逐渐淡化，人为的界限逐渐消失，更由于战争需要扩大兵源，征调野人当兵就成为普遍的趋势。到了战国时，野人已经普遍服兵役。随着郡县制的出现。国野的界限已经完全消失，代之而来的是郡县征兵制。 郡县征兵制是以郡县为单位，凡是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子，一般是15岁至60 岁，都要服一定时期的兵役。在紧急的时候，"悉五尺（13 岁）至六十"①均得征发，有时成年女子也被征发以助军。 战国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各国组建了数目不同的精锐部队。为保证这支部队的素质，有些国还采取召募精壮入伍，再加以特殊的训练的方法，如"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②。上述召募制是与普遍实行的征兵制同时并行的。 （二）军队编制和兵种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军队的编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管仲组建齐国军队时，以"作内政而寄军令"为基本原则，以"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③为具体内容，把社会组织作为军队编制的依据，使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结合起来，即所谓"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以为军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④。这样将地缘的行政的组织与军事编管高度结合起来，可以使官兵之间、兵兵之间互知根底短长，可以人尽其才，有效地发挥互助和互相监督的作用，赏罚易于公平，这在当时对于巩固军伍、加强战斗力、便于管理，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总体说来，基本上还是"寓兵于农"和"兵农合一"的编组形式。 以卒伍为基本军事编制单位，是春秋战国军队编制的共同点，同时，还有适合于作战的战斗编制，如"战车之制"。通常以一辆战车配备甲士10人，步卒20 人，车上主力3 人，执矛者居右，执弓者居左，御者居中，驷马驾车，余者为预备和护从。 ① 《战国策·楚策二》。 ② 《荀子·议兵》。 ③④ 《国语·齐语》。 春秋战国时出现了许多新的兵种，如楚、吴、越等国有水军，在一支船上配备弓、戈、戟、剑、盾等不同武器装备的战士和专门的划船手。后来还发展起可以独立作战的骑兵以及专门攻坚的云梯兵和弹石兵，增加了兵种，扩大了作战范因。这些兵种的"装备、编成、编制、战斗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①，并且随着战争经验的丰富，继续得到发展完善。如秦国商鞅变法，以什伍为基本单位，实行连坐，"五[十]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②。也就是说，以编伍配合军功，并且实行连坐赏罚，以发挥每个编组的最大战斗力。 （三）军事行政和管理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军队的行政建置和管理，在每一级编制内都设有军官主管军事行政事务，以实行层层控制。当发生战事时，君主命将出征，主管将领在一定程度上有指挥和管理所部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是很有限的，君主们总怕军权旁落，总是尽可能把持着军队的调动部署权。在战国时，军队的调动以君主行文命令为准，并必须根据调兵的凭信--兵符行事。兵符，亦称甲兵之符或虎符，其状为伏虎形，一分为二，以样相合，上有铭文，右半存君主处，右半颁发给将领。凡调动军队50 人以上，必须有玉符会合将领左半符③，并以文书指令为准。所以，魏国信陵君救赵时，首先窃得深藏在魏王宫中的半个虎符，然后又假造文书才取得将军晋鄙所率的8 万军队的指挥权，解了赵国之围①。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各国还相继建立了一整套军事刑罚制度。这套制度包括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和流刑等刑罚等级。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在死刑中又区分为杀、戮、斩、枭首、车裂、灭族等不同种类；肉刑则有鞭、抶、墨、贯耳等差别；财产刑也有赎、罚、没等差别；自由刑有沦为徒隶、鬻其妻儿等差别；流刑有近、远、边、戍等差别。此外，还有一套名目繁多、规定严格的军事犯罪名目，形成特有的军法体系，在军事刑罚的执行上，上一级将领对下级军官和士卒有权实行肉刑以下的处罚，然后报主要将领备案；死刑要上报君主核准。在战场上，统兵将领握有对一般军人的生杀大权，可以执行斩首以下的死刑，对于地位较高的军官，要押解回京，候君主裁决，对于战败、逃跑、叛变、降敌等严重犯罪者则可以就地处置，事后再报告君主。这套军事刑罚管理体系，在当时被认为是维持军队纪律、提高军队素质、保证战争顺利进行所不可缺少的。 （四）军事理论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产生了许多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以及专门研究军事的理论家，他们著书立说，不仅对当时的战争有指导意义，而且也丰富了我国的军事学术史，并且直接影响以后的军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据《汉书》卷30《艺文志》所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这35 家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艺文志》收兵书53 家，790 篇，图43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206 页。 ② 《商君书·境内》。 ③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8《秦新郪虎符跋》。 ① 参见《史记》卷77《信陵君列传》。 卷，还包括部分秦汉的著作。这53 家又分为"权谋"、"阴阳"、"形势"、"技巧"四大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技功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诸家的理论大多是对当时实战战例的总结和军事策略研究的结晶，而且相互兼容并蓄，大大的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其中影响较深的、至今尚流传不衰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兵书，今天仍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受到中外军事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作者:韦庆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