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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由于其起源于农耕文化，具有安定性，因此是向内看的，在文化积累方面，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的。中国文化从有记载开始到宋元明清，均是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除去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其本民族文化，但他们总体上还是在发扬和继承着汉文化。 钱穆将中国文化演进分为三大时期：先秦以上，第一期；秦汉、、隋唐是第二期；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并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的文学、艺术，到唐代，发展出现了两大趋势：一由贵族阶级转移到平民社会；二由宗教方面转移到日常人生，这是由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以后，原来的贵族士大夫阶层的消失而造成的，这个原因也导致了以后元、清两代时期当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而反抗者甚少，也就是说不再存在像两汉时期那样的贵族士大夫组织起来反抗。但这从另一个方面又有利于民族融合，致使平民化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古代的文学是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宗教方面次之；古代的艺术，则应用于贵族社会的多些，而贵族社会次之。但一到唐代全部变了，文学、艺术全部应用于平民社会的日常人生为主题。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显著的大进步了。原来以仙、释、人物画为题材的绘画形式，到唐代逐渐转变为山水、花鸟。壁画和石刻渐渐转为纸幅尺素，在平民社会日常起居的堂屋与书房中悬挂起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诗、书、字、画四项，全要到唐代，才完全成其为平民社会和日常人生的文学和艺术。唐人在绘画艺术方面是十分追求法度的，因此这种平民化艺术还是表现得不够充分的，而到明清时期市民文学得萌芽与发展，致使许多民间职业画工的出现，如明朝时期的戴进、吴伟以及到清代发展更盛的“扬州八怪”以鬻画为生的职业画工的出现。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明清时期就不得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那就是外来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是起源于游牧、狩猎文化的，起源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这就导致了西方文化是向外看的，在文化积累方面是流动的、进取的。其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服的、侵略的。因此西方文化追求“自由”。这种文化是在否定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是不存在的。例如东汉末年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因素以及中国本身宗教的缺陷性的出现，致使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并且在以后的朝代里很快的得到了大发展，并且慢慢本土化，影响中国文化深远。正如钱穆所说“在中国史上，我们可以说，它既没有不可泯灭的民族界限，同时亦没有不相容忍的宗教的战争。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羼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里，只见有吸收、融合、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这也充分说明了此时期的外来宗教已经深深的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了。从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雕像的印度化到唐朝时期佛像本土化中，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了这种融合性。 较之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有其自身缺憾的，中国文化是先在一个广大规模上逐步充实其内容，而西方文化则常由一较狭小的中心点向外伸扩；更深层次的讲，中国人的上帝是情感的，可谓接近于经验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绘画观中强调意境的运用，抒发个人情感，这在中国传统文人画有深刻的体现；而西方人的上帝是逻辑的，西方传统文化中的绘画比较强调法则的运用，如黄金分割、焦点透视在画面中的运用。正如钱穆所讲“因中国人观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没有理论上的说明，一切发现遂只变成像是技术般的在社会传布，缺乏了学理的解释与再探讨。如此则像是使后起的人仅能够心领神会，不易继续模仿前进，这亦是造成了中国科学界一极大地缺憾”。 龚鹏程在《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中具体分析了这一点，他指出：在中国，“天帝”不具有万物起源，唯一，第一推动者，神意目的论这些含义。一方面，天命对于人具有决定性的主宰效应，因而人必须服从；另一方面，人在必须遵循天命的同时，又可以对于天命产生反馈性的影响，或是积极实现天命，或是导致天命变更。而在希腊宗教中，命运则不受任何人为因素的影响制约，超绝于一切之上，其地位亦如造物主或上帝，其义不可知，其命不可改，因此此时期的命运管是一种决定论。同时他又具体分析了中西人神关系、天人关系与命运观之不同。作者：宋全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