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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铁骑 书院之设为传统中国所独具之教育方式，起源于唐代，兴于北宋，完备于南宋，历元、明、清而兴衰沉浮长达千年之久，至清末变法图强而将书院改制为学堂，使书院退出历史舞台。时至当代，中国官方及民间书院再次复起，但对传统书院之文化担当意识已然淡漠，故实有重新疏理之必要。 一、中国书院之源流 有史可考之民间书院可追溯到唐朝初年，“最初只是士人读书治学之所”，后“将其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责任，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1]但此时之书院，无论在其学术理路，还是在社会影响方面，都没有达到后来书院之规模与功能。析其原因，一为初生事物发展必然历一渐进之过程，书院发展还在探索之中；二为中国文化自“轴心时期”起转入“道术为天下裂”之局面，又历秦始皇“焚书坑儒”，自汉至唐又有外来佛学进入，其间又有魏晋玄学兴起，致使中国文化之道统已失，故后来才有韩愈辟佛老，以继孔孟之道统。故其时之书院缺少正统之学术理路，无法担负起中华文化道统传承之使命。唐玄宗时期，中央政府亦设立书院，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之设，但主要只是修书之所，而兼容一些文化、政治、学术活动，并非真正“传道授业”意义上之书院，但这种官办书院对书院制度之传播及民间书院之发展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国书院制度之兴盛开始于北宋时期，其时书院数量大增。据考证，北宋共有书院73所。[2]当北宋初立，无力兴办官学，故鼓励民间兴办书院，强化书院之教育教学功能，使民间书院逐渐取代官学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教育方式。在此制度下，出现了书院与科举相结合，书院学生直接参加科举，获取功名；官府则把书院视为养士之所，加以扶持。此时书院，多得政府赏赐田亩，作为教学育人之资，书院规模不断壮大，其中不乏具有全国性影响力之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嵩阳、茅山书院等，都是其时著名书院，史上有不同版本的北宋“四大书院”之称，足见其时书院之发展壮大与影响。[3]北宋书院之规制亦走向健全，书院有明确之学规与不同等级之授课人员，许多学者名人走进书院讲学育人。书院亦确实培育出大量人才，人才之培养又进一步促进书院之发展。 南宋时期，中国书院制度达于成熟与完备，无论从书院之数量、规制、质量、人才、学术、发展等任何方面衡量，南宋书院发展都已达于历史顶峰。相对于前代，南宋书院发展不仅数量更大，规制更完备，影响力更强，最为重要的是南宋书院出现了具有历史性影响意义之学问大家，具有独立的开创性学术理路，影响后世，实为前代书院所未有。其时程朱理学因书院而大兴，亦有陆九渊心学创世；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理学与心学大家都于书院讲学，教化世人，并相互交流，磨砺思想，以道统传承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影响久远。尤其是朱熹所创之书院与讲学活动，对中国书院之发展及中国文化之走向产生了历史性影响。朱熹先后复兴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推动当时书院发展，使书院讲学蔚然成风。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立朝较短之少数民族政权，但在蒙元统治的100多年间，书院却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与发展。蒙元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必然要在文化上加强对中原文化的控制，为缓合民族矛盾，采取“柔化政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发展和鼓励书院制度，以加强思想控制。元太宗时期设立太极书院，延请名儒赵复讲授，是为元代第一所书院。许多南宋儒者不愿在元朝做官，也退而举办书院，元政府则利用之以传播文化。元代书院因之得以长足发展，但在元政府对书院积极扶持的同时，也存在加强控制，使书院官学化的问题。程朱理学之所以成为后世官方意识形态，与元代官方对理学思想的弘扬有极大关系。 明代书院在明初近百年间处于沉寂状态，因明初几代帝王都重发展官学与科举，拉拢士人，对书院不与重视，众多学者都到官学讲学，致使书院沉寂。直到成化之后，书院才逐渐兴起，至嘉靖年间达到极盛，[4]出现了王守仁、湛若水等历史名人所办的书院。王守仁承陆九渊心学而提出“致良知”，以“知行合一”立教，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心学代表人物。王守仁以其讲学推动了书院的发展，书院亦推动了其思想的传播，其身后弟子亦建书院讲学，传播其思想，时称“王学”。湛若水与王守仁同时，讲“随处体认天理”，时与王守仁切磋，亦门人众多，对书院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明代后期更有著名的东林书院，学术上反对空谈心性，重视改革时弊，关注并参与政治，对当时社会风气产生深刻影响。 清代是蒙元之后的又一少数民族政权，其建国初期，大兴文字狱，压制舆论，抑制书院发展。清初开国九十年间，只有白麓洞、岳麓、石鼓、紫阳等著名书院尚存，其他书院皆荒废。但书院制度已于中国文化中扎根，随着民间书院的自发成长，清政府开始由压制转向支持利用，由官府出资设立书院，私创书院则要经官府查核，实质是使书院官学化。在官府的推动下，清代的书院数量远超过了宋、元、明各代。但这种由官府控制的书院也缺少了前代民间书院的学术自由与思想突破，使清代书院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办学校，并因之出现腐败现象。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被迫变法图强，改革教育制度，培育西化人才，遂将书院改制为近代学堂，使书院这一中国独具的教育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时至当代，书院之名又在中国大地悄然升起，各种类型的书院之名时见之于传媒。其中有官办书院，亦有民办书院；有现代书院，又有传统书院。而真正能立基于现实而承续传统，心忧天下，传圣道之学以济世者则无几。在此学绝道丧之际，实有必要重温中国传统书院之文化担当精神，进而审视当代中国书院是否有此担当，以廓清当代中国书院未来发展之方向。 二、传统中国书院之文化担当 （一）道统之担当 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概念，为中国文化孳生与繁衍之元点。道统亦为中国文人所自觉传承之文化理念，而道统之传承，历来主要在民间书院之中，书院实为道统传承之文化载体。 何谓道统？就文化理念而言，此道统是以“生生之道”贯通天、地、人，是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辅成自然万物，生生不息。故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亦言“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为中国哲学之本体，为大道之本质，故中华文化实乃生生不息之文化。由此可解释何以中华文化能历五千年而绵延不绝，成为世界历史中唯一可以延续至今之悠久文化，这实乃中国文化之特质所决定。就学派而言，此道统以儒家为化成天下之主体，以道家为安身立命之辅翼，儒道相佐而成其用，后虽有汉唐时期的佛学进入，但中国文化以其化成之功能转印度佛学为中国佛学，终成所谓儒释道三教合流。就经典传承而言，此道统以“六经”为本，而以《易经》为宗，儒家以《易经》为“六经”之首，道家以《易经》为“三玄”之冠；《易经》与《道德经》之宗旨都讲“恒道生生”，“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道”，只是言说方式与逻辑理路不同，儒道明分而暗合。就圣人设教而言，此道统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中经韩愈提倡，下至周敦颐、二程、朱熹兴起理学，又有陆王心学以为辅翼，以《大学》之道讲“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内圣外王”之学以立教。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此道统于中国文化之统治地位从未动摇，既使元清两朝为少数民族统治，亦不能改此道统，并被此道统所同化。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近现代中国士人学者自毁文化根基，进行文化自斨，任何西方列强纵能武力统治中国，亦不能灭此中华文化之道统。 此道统之传承不息，首在于中国传统书院之建制。书院本出民间，初为文人读书治学之所，后扩以为教书育人之处，虽常得官方之支持、干预，甚至控制，但书院之本从未改变。书院之设本无世俗功利之求，此由中国文化特质所决定，中国文化自古即“谋道不谋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书院文化志在思天地自然生生之理，求人类大生命生生不息之道。书院多处江湖之远，而与天地自然相亲近，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却心忧天下，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担当精神。故书院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生命之重要载体，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世道如何混乱，中国人之文化生命总在民间得以传承；纵外族入侵，国运衰颓，中国文化之生命力仍然生生不息，并最终为国运的再次复兴注入文化血液。 回望历史，让人不胜感慨，书院之制实乃中华文化传承之大智慧、大功德；审视当下，让人不胜唏嘘，纵有诸多书院之名，而无传统书院之实，举天下能承此中华文化传承之大业者又有几人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