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桐江书院系宋乾道（1165-1172）方斫建，以其祖先方英先生是桐庐人因名桐江。桐江书院位于今台州皤滩乡山下村与板桥村之间。据当地老人介绍，当时的桐江书院前有鼎山叠翠，后有溪水萦回，东有鉴湖烟柳，西可登临道渊山，确是环境清幽的钟灵毓秀之地。由于方斫“卓然屹立于众醉独醒之中”，是“东南学者表正之师”。所以，桐江书院创办后，名闻遐迩，“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 朱熹、王十朋等历史名人新笔题写的“鼎山堂”、“桐江书院”匾额沿存。王十朋（1112-1171）南宋乐清人，1157年进士第一。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两次巡视仙居，并满怀激情地留下了“鼎山堂”三个字。这个有朱熹真迹匾额至今还保存着。 书院，占地150多亩，现存的主体是三进两抱的建筑格局，由正门、鼎山堂、大成殿及东西厢房构成，为清代时期的建筑物。桐江书院前有鼎山叠翠，后有鉴湖几亩，东有溪水烟柳，西可登监道渊山，钟灵毓秀。 如果说唐朝和宋朝的区别，那就是唐朝时期还没有书院机构和民间戏曲，一大批饱学之士呈现出浮萍流离的惨淡景象，而中国的历史时代，总让读书人冒着“生不逢时”的酸气。悠悠华夏，早在几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偏偏开创了科举制度的唐朝结束后，不紧不慢地经过200年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才蹒跚着走进书院的中兴时代———宋朝，一个开始用完善科举把读书人收拢成群的时代。而与这惨淡景象相对应的是，唐朝的艺术家却站在诗歌成就的最高点，眩目得中国诗坛几千年来格外刺眼。而桐江书院的历史远端，始终闪耀着一个身影，反复出现在方氏后人的嘴里———声名鼎盛而功名不就的诗人方干，他站在飘摇欲坠的晚唐时期，名震江南却没有名震朝廷，以致终生未能致仕，但他的诗才文学有如一颗高挂的启明星，照彻着方氏家族的血脉里。“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方干的“委屈”，他的第八代后孙方斫，用创办书院的方式做出了“补偿”。据仙居县志载，桐江书院系宋乾道（1165~1173）年间，由晚唐诗人方干第八代孙方斫举资创建。书院取名桐江，为方干世出祖籍———浙江桐庐；书院后面二三亩水塘，名曰鉴湖，为方干后半生隐居之地；此中取名“桐江”、“鉴湖”，就映照了方斫一片拳拳之心、惺惺相惜。 书院出现了，时代最灿烂的文化也在广泛传播和研修，书院成了古代文人的集体摆渡之巨船，一个古代文人集体走向的高岸。文人不再像方干他们，一个个孤独的个体文人、行踪不定，开始有了群体性造像，开始有了儒雅的文化外衣，开始有了作官以外的出路。方斫一生致力并推崇的道学，是书院的开山之学，恰恰他对先祖的精神反哺，也合流于道学的正宗范畴，这恰恰是唐以后几乎历代畅通官本之学，科举时代更让书院倍受宠爱，桐江书院成了学以致用、道家体系的典范。他和后世一起经营的桐江书院，一方面，既是道学的践履场所、可以自由讲学、钻研道德文章，另一方面，书院有着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参与时事策论，成为科举人才的培养基地。总结起来，桐江书院既获得“江南道学世家”的美誉，又有金榜题名的锦绣业绩，事业与名气双双丰收。 仙居历史出现过很多书院，如冲庵书院、安洲书院、义正书院，名气同样响亮，都曾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遭毁灭，桐江书院也未得幸免，但它们偏偏就没有桐江书院幸运了。令人叹服的是，后人们仅仅凭着一块遗瓦的记忆，于清同治九年（1870）在书院原址上开始重修，3年后，重构出一个全新的、完整的全貌。这个瓦片是当地农民锄田时偶然拾得，不管新建的书院是否忠实地复原，至少看到方氏后人诚恳地看重这个书院、看重祖祖辈辈念念不忘的精神原形和文化衣钵。桐江书院的复活，方氏家乡又凿开搪封已久的一脉文化源泉。 乾嘉时期，中国书院出现了第三次繁荣时间，桐江书院却也没有再度兴盛，没有出现过名躁的文人名士。这个隐在山间田野的书院，终于慢慢地搁浅，书院在送走几个武状元离去后，成了纯粹办学讲学传经授道的场所，直到民国期间才陆续合上书本，在全国解放前后，曾应急性地作为小学学堂使用，里面曾传出稚嫩的读书声。中华大地的书院先后落幕，延承古代文化骤然缺失，从那以后，书院进入了一个无功利的时代，学堂书斋、金榜功名，这些封建科举选拔的产物，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只为观瞻和怀念，只为憧憬旧时文人的一隅方斋，成为一个怀念历史人文的现实读物。没有读书办学朗朗轻诵的桐江书院，也慢慢熄灯闭门，然后在21世纪的初年，开始同步走上了文化古迹的宿命———人文可以旅游中再版，并成为一种现实消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