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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原生活于以豳(陕西旬邑)为中心的地区，后来南迁至周原(陕西岐山附近地区)一带，至姬昌(文王)为王时，已成为商王朝西方的一个大方国。它逐渐向东扩展，灭崇(河南嵩县北)后，迁都于丰(陕西长安西南)，不久又建辅都于镐(丰京略东)。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姬发（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原商地区的统治，姬旦(周公)在洛邑(河南洛阳)又营建了一个都城，后称丰、镐为宗周，洛邑为成周，它们都是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经过夏、商两代近千年的发展，我国奴隶制社会已进入繁荣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较前大有提高，中央王朝的权力也较前有所集中。西周王朝推行“宗法制”与“封建制”，并以礼治来加强。 “宗法制”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利用大、小宗的传嫡制来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以加强王权及各级奴隶主贵族的专制统治。 “封建制”就是将周王子弟、同姓贵族、有功或臣服的异姓贵族，封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级的诸侯，分配在全国各要地，建立军事据点性质的城邑，以统治当地民众，藩屏西周王室。据《吕氏春秋》记载，当时“服国八百，封国四百”；但重要的大国，只有71个。 69这些大国，是西周王朝统治的支柱。它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常备性质的军队，而且也修建了保卫自己的城池。因而，就形成了疏散分布于全国各要地的城池网络。 为加强礼制，以便有效地维持等级制度，西周王朝对诸侯的都城规模，也按照爵位大小作了相适应的规定。 《周礼·考工记》说周王都城“方九里”，诸侯们的都城，则“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等。有的更具体地说：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严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以及王城高九仞，公、侯城高七仞，伯城高五仞……。这些绝对数字，是后人按后世观点写出的，难免带有想象的成分，并不一定准确。但由于诸侯各国大小不一，所统辖的民众、土地也多少不一，势必受到人力、物力及防守能力的限制，因此，各国都城的修建，其规模基本上与国家的大小相适应，并有所差别，这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 西周王朝幅员辽阔，屏藩王室的军事据点分散于各国各地。西周王朝为了能密切与诸侯的联系，确保王都与各诸侯国都之间的交通畅通，以便于机动军队、传递军情，以王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构筑了许多条以军用为主的国家一级的道路，称为“周道”，或称“周行”。西南至巴蜀(四川)，北至秦、晋(陕西、山西)，东北至燕、齐(河北、山东)，东南至淮夷(安徽、江南至申、荆(湖北)，都有“周道”可通。 据古文献记载，“周道”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路面平、路身直。《诗·小雅·大东》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它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和牢固，像箭杆一样挺直；《诗·小雅·小弁》和《左传》襄公五年所引逸诗，也都赞扬说：“嫩嫩(平)周道”、“周道挺挺(直)”。二是路幅较宽，四马战车可以通行无阻。《诗·小雅·四牡》说：“四牡啡啡(速驰不停)，周道倭迟（遥远之貌)”；《诗·小雅·何草不黄》还记有辎重车行驶于周道的情况，说“有栈之车，行彼周道”。三是周道两侧植有树木。 《国语周语》说： “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 《诗·大雅·绵》说：“柞、械拨矣(柞械树生叶时)，行道兑(通行)矣”，可见周道两侧是种有树木的。道旁植树，不仅可起遮荫、标识作用，而且也起遮蔽、障碍作用。商代后期，战车已成为军中主要兵种，至周代，车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所以植树设障，就列为国家的重要防御设施之一，它和壕沟、土墙相互配合，成为战车难以逾越的障碍。 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周王朝设有专门“掌达国道路”内官员“野庐氏”，负责管理道路的“宿息井树”，在国家有军事行动时，要保障道路安全和畅通，以及军队的沿途休息、饮水等事务。《周礼·夏官·司马》记载，还设有“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的官员“掌固”，和管理各种障碍设施的官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道路)，而树之林以为阻固”，一旦国家有警，“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 王城、诸侯都城、沟涂、树障以及国家公路的周道等工程设施，组成了西周王朝的防御筑城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