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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金属矿产，明代以前主要有铁、铜、锡、铅、银、金、汞，金属锌的生产，则在明代开始见于记载。有关古代矿冶业的文献记载，早期仅有产地而无产量。《新唐书·食货志》首次记载全国银、铜、铁、锡的年收入量。历代文献中的年收入量并不等于年产量，而往往是税收量、征集量、官营矿冶产量等。不同文献之间也常有很大差异。 夏代到战国 对夏代矿冶业还很少研究成果。河南登封相当夏纪元的遗址中出土有铜片。商、周是青铜器的鼎盛时代。青铜冶铸业中心是在中原地区，部分原料则可能来自南方。《诗经·鲁颂》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淮夷贡献的除海龟和象牙外，还有南方出产的金属，反映当时中国南部金属矿冶业的发达。《周礼·地官》中说：“□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这是古代文献关于矿业的最早记载，反映当时已特设专职官员掌管官营矿业了。 春秋战国之际进入铁器时代。战国冶铁业兴盛，生产的铁器以农具、手工工具为主，兵器则青铜、钢、铁兼而有之，铜、铁矿业均盛。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今山东临淄和河北邯郸的铁矿、湖北大冶铜绿山的铜矿(见铜绿山矿冶遗址)、山东的铅矿以及汉水、汝河和金沙江的砂金等，春秋战国时期都已进行开采。 秦汉到南北朝 秦统一中国后，在产铁的地区设置铁官，以增加国库收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汉初，一些诸侯国的冶铁业实际操纵在少数豪强大族手中。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在 49个产铁地区设置铁官。这些铁官驻在地分布于今山东省境内的有 12处，江苏7处，河南、陕西各6处，河北、山西各5处，四川3处，北京、辽宁、安徽、湖南、甘肃各一处。从铁官分布情况看，西汉冶铁业是在战国时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分布在北方的齐、秦、燕、赵、魏、韩六国范围内，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只有桂阳郡（湖南郴县）一处设有铁官。西汉铜产地以长江中下游最为重要，在丹阳设有铜官。关于秦汉之际的金属矿产地，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金、锡、辰砂等主要出在江南，铜、铁两种矿藏，在千里之内分布得就像棋盘上的棋子那样。此外，还提到西南的巴蜀也盛产辰砂和铜、铁。东汉设铁官34处，分布地区基本承袋前代，仅云南两处是新设。此外，在中条山开辟新的铜矿区，云南的锡、铅和银，四川、贵州的汞和川、滇境内的沙金等，均有所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黄河中游的官营冶铁业还能维持生产。长江以南地区受到的破坏较少，在今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境内有较多的冶铁作坊继续得到发展，铜、银、金矿则兴废无常，趋于衰落。 隋唐到宋代 隋代 矿政的特点是大力发展铜矿，矿权全部收归国有，经营采取封建徭役制。所产铜主要供铸造钱币之用。先后在产铜地设立铸钱炉25座，其中扬州、并州(太原)和益州（成都）境内各5座，鄂州（武昌）则有10座之多，足证当时鄂州铜矿产量在全国居于首位。 唐代 民营坑冶有所发展。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凡天下出铜铁州府，听人私采，官收其税”，矿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唐代有铁矿104处，铜矿62处（不包括今云南、贵州两省地区）。元和初年（约806～810）铁的年收入量约200万斤，铜的年收入量约26万斤。大中年间(847～859)铜的年收入量增加到65万多斤。这是官府税收统计数字，实际产量可能大大超过。唐代在武德四年 (621)开始铸钱。肃宗乾元元年(758)有铸钱炉99座，都设在产铜地区：位于今山西绛县的有30座，江苏扬州、镇江，安徽宣城，湖北武昌和河北蔚县各10座，四川成都，河南邓县，湖南郴县各5座，陕西洋县3座，河北定县1座。绛县一地的铸钱炉相当于全国的1/3，表明晋南中条山铜矿区在唐代开采极盛。唐代铸钱炉，每炉每年可铸钱3300缗，需用铜21200斤，□（铅锡合金）3700斤，锡500斤。按99炉计算，每年用铜约210万斤，锡5万斤。唐代银矿开采亦盛。最大的银矿在饶州（今江西德兴县）。元和年间(806～820)的年收入量曾达十余万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