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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为四书之首，自宋以降一直被国人奉为儒家入门经典，其中的不少语句因为表述的简练平实和道理的浅显易懂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在经典的学习、继承、传播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对《论语》的注解、重读更是重头戏，且各家之说争锋，一己之见纷纭。本文选择了近现代对《论语》的解读具有时代鲜明特征的三本著作进行介绍，并甄选了同时代的学者对此的臧否评论。我们希望从“众人曰子”的视角出发，对“常曰众人”的孔子其人其书进行审视，对如何传承人文经典进行一个启发性的思考。 《论语新解》：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 钱穆先生乃二十世纪著名的国学大师，著作等身，对《论语》更是钟情一生。先生饱读诗书经典，自然对《论语》及历史上的相关注解都了熟于心，认为新解《论语》有两难：一是“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二是“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现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于是，先生的新解并不追求观点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充分尊重原典，只是对原文中的字词进行解释以及白话翻译，以消弭今人阅读上的障碍。基于个人想法的讲解则是少之又少，有也只是寥寥数句，如蜻蜓点水般浅尝辄止。正是这种朴实的解读风格，让此书在众多话语精致华丽、观点引人入胜的“正解”、“别解”中独具一格，用学者质朴的话语“打造出现代性语境中解读《论语》的一个范例”。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中国哲学家在表述思想时有一套特殊方式，即意会胜于言传，于是造成经典之作极其言简意赅，不肯多加赘述。这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方式也就给后人留足了解读的空间，其中名言隽语耐人寻味。过多阐释的结果是有一部部新书的出现，但无论哪一本也代替不了原典，到最后往往读的不是《论语》本身，而是某某作者其人。所以，古人对于注释的最高境界有如此描述：“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意思是说对经典的注释应追求简单，应偏向勾勒轮廓的素描而不是浓墨重彩的油画。 作为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人，自然无法与传统断绝联系，也无法自我封闭于西方文明。为了重建中国的精神性，我们要做的是尊重传统，并以开放的姿态迎接多元文化的挑战。 《于丹〈论语〉心得》：中国式心灵鸡汤 随着2006年《百家讲坛》解读《论语》系列节目的热播，主讲人于丹教授一时声名鹊起，妇孺皆知。于丹用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将以往被供于庙堂之上的经典子集作日常生活化的阐释，真诚地将自己的体味与读者、观众进行分享。千百年来手捧经典的私塾先生印象被打破，这个才思敏捷、感情真挚的女性形象为其添加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也为众多寻常百姓重拾经典、走进经典打开了一扇大门。 同样一件事物，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至于于丹，也不例外。在节目热播，著书大卖之后，于丹及她的《于丹〈论语〉心得》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批评、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有说于丹受道家思想驱使把儒家思想去政治化；有说于丹自说自话，将老祖宗的本意妄加篡改；还有反对者声称：“刘心武意淫《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水煮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抱着‘尼姑的光头，别人摸得我摸不得’这种心态，把手伸向《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当代著名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却以支持于丹的态度如是说——我支持于丹。1994年，我在《论语今读》前言中有一段讲到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 《丧家狗：我读〈论语〉》：“以孔子为不圣” “于丹热”引发的争议，反映的是看待经典阐释的两种不同态度：回到过去重建经典产生的原始语境，还是关注今天大众生存的现实情境？这个时候，北大历史系教授李零出版新书《丧家狗：我读〈论语〉》，使尚未平静的《论语》之争再起波澜。首先是标题，以“丧家狗”来定义孔子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再次是出版时间，正巧赶在这场口水战中，又让人觉得是借机上位。可只要是翻过此书或是关注李零的人，都会对以上质疑嗤之以鼻。李零一再强调，丧家狗之说只是形容孔子的无所欲，况且孔夫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此外，丧家狗还被作者延伸到“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出版时间一说，更是空穴来风，实际上这本书是李零在课堂讲稿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早在于丹出书之前就已经成型，只是在出版面世环节中慢了一拍。 李零在自序中点明著书的基本态度是“读原典，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说话”，誓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这种态度与李零作为史学专家的专业素养关系甚密，历史要从史料中去找寻，而不是用今人的理解去倒推前人的思想。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有类似观点：“理解古人，不能一味地进行当代价值的回溯关照，我们必须予以设身处地的思考，或许便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倡之‘了解之同情’。”力图还孔子以本来面目，李零的这个初衷延续到随后出版的《去圣乃得真孔子》。两本书的间隙，李零从读万卷书到走万里路，到孔子故居、活动的地方探访，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有机结合起来。 著名学者，《原道》主编，陈明教授却对李零持不同的看法： 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对于刚刚拜读的李零先生这部近著，我只能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李零的文采、训诂学的专业素养已是文化界的美谈，没有二话，但是即使按照过去的说法，传统学术也区分为考据、词章和义理三个层面。训诂属于考据，专于也限于识文断字，所谓 既是自嘲也是写实。我这里所谓训诂家的眼界，其特征简单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人不能还原成胳膊大腿或者猴子，一篇文章也不能还原成字、词、句，它还有脉络和意义。这应该就是陈寅恪要争取“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原因。虽然也有人在立足字义阐释经义方面做出了成就，但那并不意味着考据之学即等于义理之学或可以代替义理之学。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的张之洞同样说过“由经学入史学者，史学可信”，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似乎是想沿袭当年古史辨学派的这一套路。 不论这些观点是否在理，学者、专家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倒是将“国学热”掀起了又一个高潮。自古学术有争鸣，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对于治学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于丹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谈到她认为比较贴切的一个比喻，说中国的古典文化就像坚果的果仁，口味很好，营养也丰富；但由于历朝历代对它的尊敬与膜拜，坚果的果壳一层层越来越硬。于是，只有学者知道果仁是什么，但是大众却不知道，对这样一个个坚果束手无策。由此，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学者们给大众提供了一把锤子，但敲开的果仁完整与否则要另当别论。毕竟，激发兴趣是经典回归路途中最实在的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