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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古代史的传统来看，早在春秋战国史学意识和史学论著开始产生的时期，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之时，往往把历史人物的成功、失败或历史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衰落等等原因皆归之于社会和人事本身［1］。我国从20世纪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学术界从气候环境方面探讨历史的变化与朝代更替的原因就越来越多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历史人物的成败、社会的兴衰、朝代的更替等现象，常常与气候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从先秦时代的学者开始，把许多人物的成败、朝代的更替等历史现象完全归之于某些历史人物是错误的，至少有许多解释是片面的。 同样，尧舜时代遭遇到的那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当时夏代始祖禹治理这场大洪水成功了，而其父鲧治水却失败了。鲧因为治水失败而被流放到边远地区；但其子禹却因为治水成功而成为天下共主。这就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胥臣所说的：“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为什么鲧惨重地失败了，而其子禹却成功了？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便把这种历史原因归之于鲧和禹治水方法的不同。以至于近现代学者和历史教材都一直认为，禹治水时采用疏导的方法，而鲧治水是用堵截的方法；因此禹成功了，而其父鲧失败了［2］。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古文献的误读。这种不分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说法表面上无大错，而且先秦古文献中也有这种说法；但从根本上说，忽视这场大洪水时间背景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可以想象：在鲧之时，当波涛汹涌的大洪水来临之际，不管是鲧抑或是禹，能率领人们用疏导的方法去治水吗？不要说尧舜时遇到了那场千年难遇的世界性大洪水，就是在当代科技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在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之时，人们能用疏导的方法去治理长江的洪水吗？ 鲧和禹治水的方法不同，完全是大洪水初期和晚期自然会采用的方法；而鲧在当时治水失败，遭到酋邦时代盟主的严重处罚，也是另有其因。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 一、 尧舜时大洪水及其涉及范围考辨 从先秦古文献来看，尧舜时发生了一场历史千年难遇的大洪水。从《诗经》、《尚书》到战国秦汉文献，有不少史籍就追溯了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大洪水。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3］《诗经·商颂·长发》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3］《尚书·尧典》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氵巳滥于天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4］《孟子·滕文公上》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4］《孟子·滕文公下》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5］《庄子·天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6］《山海经·海内经》 洪泉极深, 何以填之?地方九则, 何以坟之?［7］《楚辞·天问》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8］《吕氏春秋·爱类》 （舜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氵幸，民皆上邱陵、赴树木。［9］《淮南子·本经训》 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9］《淮南子.览冥训》 《墨子·七患》引《夏书》云“禹七年水”，另外《书序》、《庄子·天下》、《吕氏春秋·古乐》、《论语·泰伯》、《史记·五帝本纪》等书皆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事迹。新近发现的燹公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有关事迹，其铭云：“天令禹敷土，堕山氵睿川，乃差地设征”。这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致相近，也与《书序》、《尚书·益稷》、《诗经·商颂·长发》等篇的说法相似。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也记述了这场历史上的大洪水及其大禹治水的过程： ……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居，水潦不氵皆，乃立禹以为司空。禹既已（第24简）……面干腊[注: 上两字原整理者未释读。“干”字本从“”、“旱”声，应是旗杆之“杆”的本字，此可读为“干”；“腊”本从“鱼”、“昔”声，此可读为“腊”，“腊”本为干肉，此句“面干腊”是指面部干燥皱裂。]，胫[注: “胫”原整理者未释。此字从“”从“”声，可读为“胫”。]不生之毛，□□氵皆流，禹亲执木分（畚）耜，以陂明（孟）诸之泽，决九河（第25简）之阻，于是乎夹州、徐州始可居。禹通淮、沂，东注之海，于是乎竞州、莒州始可居也。禹乃通蒌与易，东注之（第26简）海，于是乎（？）州始可居也。禹乃通三江五湖，东注之海，于是乎荆州、扬州始可居也。禹乃通伊、洛，并里［廛］（）、干（涧），东（第27简）注之河，于是乎豫州始可居也。禹乃通泾与渭，北注之河，于是乎雍州始可居也。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从（第28简）汉以北为名谷五百。［10］ 可见尧舜时代的大洪水，从西周时代的文献《诗经》、《尚书》开始，到战国秦汉时期的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都有大致相似的说法。不过20世纪前半世纪徐旭生在仔细考察这场大洪水时，作结论说：“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的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境内。余州无洪水。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说法是后人把实在的历史逐渐扩大而成的。”［11］187对此说笔者是不赞同的。 首先此说与古文献及古文字资料的记述是不相符的。《尚书·禹贡》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都提到了“九州”，尽管称谓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是九个不同的州。有的学者结合考古发现所见龙山时期的文化区系，以为《禹贡》所说九州既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公元前 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12］。其实在后代不同地域不同方国的人们都承认禹治理洪水的情况。《商颂·殷武》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商颂》是西周时殷后裔宋国人的作品［13］，说明商遗民承认禹治水并扩大疆土的情况；齐叔夷钟铭云：“（）成唐（汤），又（有）敢（严）才（在）帝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14］《殷周金文集成》272－278春秋时居于东方的叔夷也称自己的先祖成汤统一天下，也居住在禹平水土之上；春秋时秦公簋铭云：“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宅禹责(迹)。”［15］《殷周金文集成》4315春秋时居于西陲陕甘一带的秦人自称自己“受天命”的先祖居住在“禹迹”；《诗·大雅·韩奕》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韩奕》“梁山”盖即今陕西韩城市西北黄龙山，可见西周时韩国承认禹治水已到达梁山一带；《诗·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此地今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带；《诗·小雅·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南山”依朱熹集所说“终南山也”，说明西周时居住在关中终南山一带的周人也相信禹治水已到了这一带。《国语·鲁语下》述孔子之语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后至，禹杀而戮之。”会稽山在今天浙江北部，说明禹的活动踪迹已到达浙北一带。上述古文献材料都是比较早的，可见西周春秋时的人们都相信禹治水的故事，其地域分布相当广泛，已基本接近《禹贡》与《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所说的“九州”地域。 其次，这场大洪水不仅我国古文献记载是如此，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传说[注: 《圣经·创世纪》第7章也有这样的记述：“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大地上。” 挪亚和他的妻子乘坐方舟，在大洪水中漂流40天以后，搁浅在高山上。为探知大洪水是否退去，挪亚连续放了三次鸽子，等第三次鸽子衔回橄榄枝后，说明洪水已经退去。也说明挪亚时的大洪水也是一样凶猛（《新旧约全书》，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第6页）。]，可见这应该是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从新近考古发掘所见的新石器晚期洪水遗迹情况来看，这些传说确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不管是在中原地区还是黄河上游下游，抑或是在长江下游，近来的考古发现都可为我们提供明确的证据。 在相当于尧舜时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地区遭受到大洪水袭击的有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王城岗有东西排列的两座城，其西城被来自西北部王尖岭下来的山洪冲毁，城内冲沟及城墙基槽被洪水冲毁的痕迹十分明显，而东城则是被五渡河河水暴涨冲毁的［16］。 同样，地处河南省北部、太行山南麓的辉县孟庄龙山城址，也是在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时期之前遭到明显的被毁的迹象。在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龙山城内的低凹地开始出现比较厚的淤积层，城墙的坍塌与兴建与造成这些淤泥层的洪水有关。（1）孟庄龙山城址的城垣东西北三面都经过重新发掘，估计当时的城墙高度当在4米左右，但该墙在二里头时期东墙内侧保存的高度仅为1米左右，在西墙内侧仅有0.5米高，因为在这两墙内侧都发现有二里头夯土修补的痕迹，同时北墙外侧也有修补的夯土，这是二里头文化筑城之前受洪水或大量雨水冲刷的结果。（2）孟庄城垣内侧有宽6－8米的壕沟，深达3米左右。东、北、西三面墙发掘10余个探方、探沟的资料表明，内侧壕沟中淤积厚1.5米含有龙山文化各时期陶片的淤土。此外，南、北面护城河的发掘表明，护城河与之同样的淤土有2－3米。这些淤土应是持续一定时间的雨水造成的。（3）孟庄龙山城被毁于洪水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当时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经探出部分有15米宽，从已经发掘的Τ128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走，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时期的陶片。在西城墙的这段缺口处，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清除了这里的大部分淤土，然后用夹板筑夯成二里头时期的西城墙，这说明该缺口是在二里头时期之前形成的。而且孟庄遗址的低洼处都是洪水淤积层，城垣坍塌，西墙中北部被洪水冲开一个15米以上的大缺口［17］。 处于黄河上游的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在距今4 000年前后的齐家文化时期这里发生的重大灾变现场，经地学考察，在地层堆积中发现了黄河大洪水的遗迹和沉淀物，且遗址内还找到多次地震遗迹。地层关系表明遗址内先遭地震，后有洪水，洪水形成的地层叠压在地震遗迹和地震塌毁的黄土堆积物之上［18］。这为尧舜时大洪水的猛烈性、突然性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考古学上的证据。其范围是相当广泛，不仅发生于黄河下游，连上游的青海地区也遭受其害。 良渚文化晚期的居民曾因遭到毁灭性水灾而迁徙中原，这时环太湖地区大片沼泽化，许多良渚文化的先民聚落被洪水淹没了。有些学者通过调查和整理的资料，表明浙江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的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有一层0.3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吴江梅埝、团结村、胜墩、无锡许巷、昆山龙滩湖、正仪车站北、青浦果园村等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都直接叠压着淤泥层或泥炭层，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的可达1米以上。在芙蓉湖、氵鬲湖、昆成湖、阳澄湖、巴城湖、九里湖、淀山湖、澄湖、太史淀、陈墓荡等湖的湖底都出土过良渚文化的遗物，甚至从洞庭西山到石湖湖底都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19］。可见良渚文化地区出现文化断层的根本原因是遭到长期的水淹。 特别是近来发掘的江海遗址中在良渚文化层面上大多有2—3层沉积状的淤土。出现这种淤土的地层，经测量同一土色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尤其是许多探坑中都有灰黄色土层，其厚度保持在十分一致的10—15厘米。而无淤土的探坑中，是因良渚文化层以上的堆积均是马桥文化或马桥文化之后的堆积，显然是后来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局部地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并直达良渚文化层中。在江海遗址T25（Ⅱ）东部南侧有马桥文化先民的生活层，则毁坏了良渚文化层面上的淤土，而北侧则仍然完整地保留着三层淤土［20］。这些现象说明了良渚文化遭受到了史前大洪水毁灭性的破坏。正如俞伟超先生所分析的：“4000多年以前我国曾经发生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灾害应该是历史事实。当洪水泛滥时，大河、大江流域所遭灾难，必以下游为重。可以估计到，在那个时期，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当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是逃奔外地，原有的发达的龙山、良渚文化的种种设施，顷刻便被摧毁，而其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主了。”［21］ 从上面所列举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在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 000年左右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确有一个气候异常的大洪水时期。这也与今天气象学研究成果一致，距今5 000－4 000年之间的龙山文化时期正是降雨量最多的时期［22］。这场大洪水的涉及面相当广泛，和古文献所说尧舜时期的大洪水及其禹治理洪水所涉及的区域几乎差不多。可见过去徐旭生先生所说洪水的发生区域主要在兖州，次要的在豫州、徐州的说法是不对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