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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汉 承接西汉，东汉王朝也非常重视水利工程对农业的促进作用。尽管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不多，但对旧渠的修缮和疏导却在在皆是。 西汉末年，“河、汴决坏，未及得修”，此后水患更烈，使“兖、豫百姓怨叹”。于是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明帝便决心治河，并任用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主持。 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埶，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疎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9] 这是一个让河汴分流而治的工程，自荥阳至千乘口筑堤千余里，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从此，黄河受到南北两边堤岸的约束直接入海，在八百年间基本没有发生灾害[10]。 另据《后汉书》卷四《和帝纪》，在永元十年（公元98年），和帝强调“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诏令“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而《后汉书》卷五《安帝纪》则记载，在元初二年（公元115年）和三年，安帝曾连续“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修理太原旧沟渠，灌溉官私田”。 在朝廷的倡导下，许多地方官吏亦力行水利兴修事宜。光武帝中期，汝南鸿郤陂毁坏，汝南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乃命“晓水脉”的都水椽许扬修复鸿郤陂。许扬“因高下形式，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此后“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11]。后鲍昱继任汝南太守时，因该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亦“上作方梁石恤，水常饶足，灌田倍多，人以殷富”[12]。另据《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任延》记载，光武帝时，武威太守任延，因“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马援悉平“峤南”，“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还有，章帝晚年，马棱任广陵太守，“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13]。和帝时，鲁丕拜赵相，迁东郡太守，所“在二郡，为人修通灌溉，百姓殷富”[14]。尤其顺帝时，马臻为会稽太守，“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即“泄湖灌田”，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其堤塘“周迴三百一十里”[15]，可灌溉田亩九千余顷，诚可谓造福百姓。 注释： [1] 徐复：《秦会要订补》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8—279页。 [2] 《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3] 徐复：《秦会要订补》引《越绝书》，第278页。 [4] 徐复：《秦会要订补》引《六砚斋二笔》，第279页。 [5] 徐复：《秦会要订补》引《长安志》，第279页。 [6] 参看王云度《试论秦统一后社会经济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 [7] 《通典》卷二《食货二·水利田》。 [8] 以上皆见《史记》卷二九《河渠书》。 [9] 《后汉书》卷一〇六《王景传》。 [10] 按：生态环境的改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谭其骧先生便精辟指出：“以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我以为这就是东汉一代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 [11] 《后汉书》卷八二上《方术传上·许扬》。 [12] 《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附鲍昱传》。 [13] 《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附马棱传》。 [14] 《后汉书》卷二五《鲁恭传附鲁丕传》。 [15] 《通典·州郡典·會稽郡·越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