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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的地域问题 书中取材，有如著者自述，是从“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等① 见《魏书》本传。他死后孝庄帝敕令，还如此称他。多方面获得，尤其是著者从所生长的、或工作过、经行过的一些地方，向劳动人民调查总结而来。这些地方的风土物产和耕作栽培习惯，当然反映到本书方面，很有必要把它——地域问题，尽可能弄清楚一点。 (1)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著者生长的地方，也就是他的“里籍”问题。有人根据史书(《魏书》和《北史》)所载的、与他同时代的贾思伯、贾思同二人里籍，认为他也是“齐郡益都人”①。按：这尽管是推测，但说对了。为什么说它是“对了”呢?根据的论点是：A．据本书自注，贾思勰与刘仁之有交谊，年辈或稍晚于仁之；又据《魏书．刘仁之传》，仁之与冯元兴系深交；又据《魏书．冯元兴传》，元兴与贾思伯同时为肃宗(公元516—526年在位)的侍读或侍讲，彼此颇相得。从这些迹象中，可想见思勰与思伯是有关系的，且彼此同时、同姓、又同以“思”字命名，很可能是同族的兄弟辈，都是益都人。B．据《魏书．儒林传序》： “晋世杜预注《左氏(传)》，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刘义隆(宋文帝)世，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传受讲习者甚众”。齐郡的贾思伯、思同兄弟，就是以精研《杜氏春秋》名噪一时。今考思勰在本书自序和本文中，都引及《春秋传》和杜预注，当是渊源于家学。据此，可推知著者与思伯、思同的里籍，同是“齐地”。C．著者自注引刘仁之的话，当是仁之在西兖州任内所说。其时，著者正家居“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写书以“晓示家童”。当时，家住益都的他，或路经邻境西兖州，或任职西兖州的刘仁之就近过访贾家，两者都有可能，因而彼此得以相晤，且因贾氏正着笔写农书而连类谈及“区田”事。西兖州在今定陶一带，这也足作为著者是山东人的佐证。D．著者在本书所援引的例证，很少引用别地的，而往往举山东的为说，如：述营田，引齐地大亩一顷当小亩三十五亩为例；述犁，引济州以西习用长辕犁为例，又引齐人蔚犁为例；述蒜的风土，引山东谷子为例；述椒的品种，引“青州有蜀椒种……分布栽移，略遍州境”为例；述枣的品种，引“青州有乐氏枣……父老相传云：乐毅破齐时从燕赍来所种”为例，又引“齐郡西安、广饶二县所有名枣”为例；述作麦貌法，引“齐人喜当风颺去黄衣”为例。其例相当多，是亦可证著者为山东人。E。本书有专篇述种桑柘和养蚕法，是现存较系统地述及这方面作业的最古文献。查古代的桑蚕特别是柘蚕，以山东为较著、较盛、且较早，这也是旁证之一。F．葛祐之在绍兴十四年(u44)为此书作“后序”，称：“《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其故可能因著者是东州即山东境人，垂老回乡著述，所以其书也多行于其地。这也是旁证之一。至此，对著者的里籍问题，包括他出生的、长大的和告休后家居的所在地，不妨肯定说：就在今山东省益都县。 (2)其次要弄清楚的是著者工作过的地方问题。如所周知，他任过“太守”，是无疑的。但任哪一郡太守?却有不同说法：一说是高阳太守，《直斋书录解题》和本书最初刻本(崇文院版)以次各种版本题署，均如是作；一说是高平太守，《四库总目提要》如是作，(袁昶为本书渐西村舍刻本作序，称著者为“贾高平”，近代编印的《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称著者“官高平太守”，都沿此说)；一说是襄阳太守，《郑堂读书记》如是作。今按：三说中，“高平太 ———————————————————— ①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 守”、“襄阳太守”两说都属后起，又未说明所据，不足凭。可能是缮写或刊刻偶误，以讹传讹所致。应该肯定是“高阳太守”。但查后魏行政区，有两个高阳郡：一属瀛州所领，在今河北省境；一属青州所领，在今山东省境(《魏书．地形志》)。著者所官，究属哪一个“高阳”?仍有不同意见。本文认为以前者、即瀛州领的为是。理由是：A．书中自述，曾亲历“井陉以东”地区。井陉属今河北省境，可能就是当著者赴任时从山西东北行所经。B．本书《白醪曲篇》提到“皇甫吏部”，很可能是皇甫玚(见上文)。此人为元雍的女婿。元雍受封高阳，封地在青州境还是在瀛州境?虽史无明文，但结合他当时为镇北(后迁“征北”)将军和都督冀、瀛等州诸军事的任务推测，则其封地当是瀛州高阳郡。其时元雍家属，可能部分居洛阳，部分居瀛州或其邻州。皇甫场也可能一度居其地(瀛州一带)，他作白醪曲的“家法”，如果是著者莅官高阳时就地查询所得的话，那就更有力地说明著者所官的高阳是瀛州境而非青州境。C．从本书述及“今自河以北……杜葛乱后……数州之内……”的话推测：当时杜洛周、葛荣的活动，正在这一高阳郡及其邻境，包括冀、定、沧、瀛、殷五州(《魏书．世宗纪》)。高阳在瀛州算是较大的郡(领县九)，大概杜、葛失败后，著者才来此任太守，所以有此反映。这一设想如属不错，则他到任时，最早应在永安元年(公元528)九月(继杜失败后，是月葛又失败。见《魏书》)以后，这可能是他仕途中最后一任官，大概三数年后便告老归田，从 事写作了。此外，他工作过的地方，当然不只河北高阳，其他还有不少，估计当时政治重心的洛阳、后魏发祥地的大同以至山西的某些地区，可能都工作过(似在山西任职较久)。但曾任何职?文献无证。 (3)其次要弄清楚的是著者经行过的地方问题。著者多年游宦，足迹所涉颇广。单从书中述及的看，除他生长和归田所在的益都和任太守所在的高阳外，其他地方，如：今河南境的朝歌(淇县)；陕西境的茂陵；山西境南部的壶关、上党，北部的代(大同及其附近)，中部的并(太原及其附近)，东部的辽(昔阳)；河北境的井陉、渔阳(密云)；以至山东境的西兖州(定陶及其附近)，济州(茌平及其附近)，青州(临淄及其附近)，齐郡(历城，当时青州所辖郡)。西安、广饶(并当时齐郡所辖县)等等，都可能或经行过或工作过。这些，只是书中偶尔提及的部分地方，此外，书中未提及的，当还不少，那就无可考了。又，本书两次提到吴地，似曾亲历。但其他向属南朝所辖，如果不是著者偶尔经过的话，可能就是与吴人交往而有所了解。——根据上面所述(包括著者生长、工作和经行过地区)，对本书的地域问题，略可窥见一斑。至此，可以总括一句：本书所反映的，主要是当时黄河中下游流域方面农业生产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