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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朝农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许多论著。这些论著主要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元朝的农书及其代表的农业水平[1]，二是元朝农业的发展状况，包括农具、精耕细作技术、土地开垦与利用、粮食产量、区域开发等[2]。农业的主体是农民，由于农民文化和地位低下，研究农民存在文献不足的困难。不过，司农司和劝农使，是涉农部门和官员，元人文献中有关于司农司和劝农使设置、职责和功过的记载与评价，使研究元朝司农司和劝农官员的建置及功过评价成为可能。本文从三个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司农司和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司农司劝农使的工作内容、元人对司农司劝农使的评价。 一、司农司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 蒙古族本来“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3]，“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4]的认识相当普遍。统一后，军国费用大增，元世祖既任用阿合马等理财，又在向汉地学人“问以治道”，逐渐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5]。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月，元世祖诏谕前线将领高达：“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6]，这表明元世祖已经认识到土地和人民的重要，决心改变以往掠夺财富的战争目的，“使百姓安业力农”，确立了以农桑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政策。司农司、劝农使和各地正官在贯彻重农桑的国策中发挥了作用。 劝农官的设置始于窝阔台汗时。庚戌年(公元1250年)刘秉忠提出“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益”。辛亥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等的建议，以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使和副使，“流民复业”[7]，“不期月，户增十倍”。[8]癸丑年(公元1253年)他派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年(公元1254年)“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9]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设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10]。姚枢为东平路宣抚司，置劝农官[11]。中统二年八月“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款、粘合从中等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赐、陈膺武、忙古带为邢铭、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12]。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13]。 司农司始置于中统初年[14]。高天赐向丞相孛罗、左丞张文谦建议王政宜以农桑为本，“丞相以闻，帝悦，命立司农司”[15]，于是至元七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16]，这四道是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北河南道，以后随着疆域扩大，劝农使增多；同年“十二月丙申朔，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17]。至元十二年四月，“罢随路巡行劝农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18]。至元十六年五月“并劝农官入按察司，增副使佥事各一员，兼职劝农水利事”[19]。十八年改为农政院；二十年更名务农司，寻改为司农寺[20]。二十三年二月“复立大司农司，专掌农桑”，十二月“诸路分置六道劝农司”。二十四年二月“升江淮行大司农司事秩二品，设劝农营田司六，……隶行大司农司”[21]。二十五年“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22]，增置淮东西两道劝农营田司[23]。二十七年三月罢行司农司及各道劝农营田司，增提刑按察司佥事二员总劝农事[24]。二十九年，以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事二员，兼察农事[25]。仁宗时司农司秩最隆，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七月“升大司农司秩从一品”[26]，二年定员大司农五人，卿、少卿、丞、都事各二人，其属则若屯田之府，供膳之司，藉田有署，营田设官，辑要有书，树艺有法，凡所以成功者，于兹备焉”[27]。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命中书省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桢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至正十五年诏有水田去处，置大兵农司。至正十九年二月，置大都督兵农司于西京，仍置分司十道[28]。可以说，司农司之职与元朝相始终。 劝农使和司农司的职责是劝课农桑。中统元年“中书省榜示：钦奉诏书，农桑衣食之本，勤谨则可致有余，慵惰则必至不足，正赖有司岁时劝课。省府照得即目春首，农作时分，仰宣抚司令已委劝农官员，钦依所奉诏书，于所管地面内，依上劝课勾当。务要田畴开辟，桑麻增盛，毋得慢易，仍于岁终，考校勤懒，明行赏罚，以劝将来”[29]，强调要以户口增田野辟为考察官员项目。至元元年八月颁布《至元新格》规定地方官要“均赋役，招流移，……劝农桑，验雨泽，……月申省部”[30]，司农司职责“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任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31]。元世祖及以后诸帝多次诏谕司农司等劝课农桑。至元十年三月“诏申谕大司农司遣使巡行劝课，务要农事有成”[32]，至元二十五年“诏行大司农司、各道劝农营田司巡行劝课，举察勤懒，岁具府州县劝农官实迹，以为殿最。路经历官县尹以下并听裁决”[32]。至元二十九年闰六月“诏谕廉访司巡行劝课农桑”[34]；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五月“诏以农桑水利谕中外”[35]；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二月“诏诸郡凡民播种怠惰及有司劝课不至者，命廉访司治之”[36]；大德十一年十二月，“劝农桑，……惩戒游惰”[37]；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十月“诏谕大司农劝课农桑”[38]；皇庆元年(1312)七月“帝谕司农司曰：‘农桑衣食之本，汝等举谙知农事者用之’”；皇庆二年二月“诏敦谕劝课农桑”，七月“敕守令劝课农桑，勤者升迁，怠者黜降、著为令”[39]。总之，元世祖、成宗和仁宗诏谕司农司较多，诏令反映国家对劝农使、司农司及地方劝农正官职责的基本要求。 同时，国家多次发布农桑令，对农桑种植提出指导意见。至元六年八月，“诏诸路劝课农桑。命中书省采农桑事，列为条目，仍令提刑按察司与州县风土之所宜，讲究可否，别颁行之”[40]。七年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规定“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种植之制，每丁岁种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41]。泰定帝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正月“颁《农桑旧制》十四条于天下”[42]。元代除推广了棉花种植外，桑蚕业也得到发展，这与国家推广农桑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二、司农司劝农使的工作内容 司农司、劝农官和提点劝农事的地方正官，其主要工作有：编写《农桑辑要》、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检查劝课农桑成绩、编造农桑文册等。 编辑《农桑辑要》，印刷并发布给“随朝并各道廉访司、劝农正官”。约在至元十年司农司官员编辑《农桑辑要》七卷成书，至元二十三年六月“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43]，大约每隔五六年，就颁行一千四五百部，前后印刷颁布总数约在2万部左右[44]，“给散随朝并各道廉访司、劝农正官”[45]。至元十六年淮西江北道按察司“于访书内采择到树桑良法”，行御史台向各地推行[46]。成宗大德八年下诏刊刻王祯《农桑通诀》、《农器图谱》及《谷谱》等书，认为其“考究精详，训释明白。备古今圣经贤传之所载，合南北地利人事之所宜，下可以为田里之法程，上可以赞官府之劝课，虽坊肆所刊旧有《齐民要术》、《务本辑要》等书，皆不若此书之集大成也，若不锓梓流布，恐失其传”[47]。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淮西廉访佥事苗好谦献“种莳之法。其说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墙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武宗“善而行之”，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风示诸道，命以为式”[48]，五年九月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刊印千帙，散之民间”[49]，此次印刷《栽桑图说》三百部[50]。这些农书的颁布有利于各地劝农正官履行其劝农职责，这也反映了元朝廷在指导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