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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于这些学者们的看法，笔者觉得应该商榷——就是首先要在为什么会形成古代“四大发明”这种观念，要取得共识，否则各持己说，众说纷纭，反而负面影响了对古代中国科技成就的评价和肯定。 2006年12月14日，人民网转载了东方网一篇文章《余秋雨质疑四大发明天文历法应排首位》，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19/5167158.html（笔者在人民网文没见到文章作者的名字），这篇网文被广泛转载。文中除了介绍余秋雨先生对古代四大发明提出不同的选择项目之外，还介绍了另一些学者也对四大发明的选择项持异议，甚至还有“新四大发明”、“新新四大发明”的另一些推荐。 对于这些学者们的看法，笔者觉得应该商榷——就是首先要在为什么会形成古代“四大发明”这种观念，要取得共识，否则各持己说，众说纷纭，反而负面影响了对古代中国科技成就的评价和肯定。 1.四大发明，是从中国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这一角度来认定 东方网文章说，“被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一直以来口口相传，似乎天经地义。但对‘四大发明’的说法来源，却含含糊糊，莫衷一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撰写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一书首次对‘中国四大发明’给予了世界性的高度评价。自此以后，这一观点长期影响了之后中国史学家的观点，世界史学界也就此认为，‘中国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给欧洲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影响了人类的进程。”李约瑟对“中国四大发明”的论述和介绍，确实让世界范围内更加认识了古代中国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里有一段与李约瑟类似的话：“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杠杆。”这段语录印在现在的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科书里，教育现在的中学生们，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充分认识中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对世界历史进步的贡献。 对于古代中国四大发明的看法，不是唯一来自李约瑟；但是，李约瑟把“四大发明”升华成为一种学术观点，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约瑟写出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科技史》，提到了许多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比如，分析了宋代苏颂的水运象仪，认为里面采用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纵擒机构，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创造，比欧洲近代机械钟表的自动纵擒机构早几百年。但是，李约瑟并没有把苏颂的这个自动纵擒机构认为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而只是客观地分析了苏颂水运象仪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机械结构。因为苏颂的机械，没有对国外的钟表机械发展起过直接启发和领路的作用，也没有将这种木头做的天文仪器作为商品输出到其它国家；只是中国人的内部发明创造，在中国本土也没有推广普及。李约瑟在论述古代中国的采矿技术时，特别赞扬了四川自贡的盐井凿井技术，和盐卤水的抽汲技术，以及就地取材的巧妙方法。李约瑟巨著里所论述的古代中国科技发明，如果要用数字来统计究竟有多少项的话，那是远远超过了一些国人的“新四大发明”、“新新四大发明”；但是李约瑟对古代中国只提到了四大发明。余秋雨先生和另一些学者认为不能在外国人的排名认定之后，我们才来肯定自己；笔者以为这里有一个对古代科技成就界定的标尺问题——是在中华文明内部来评判，还是在世界范围来评判。 李约瑟总结出的古代中国四大发明，是从中国科技对世界的贡献这一角度来认定。可以比较，纸的发明和普及应用，是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纸前时代各个民族记录文字的形形色色载体材料，甚至用纸来写字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程度的积累和传承交流。火药、罗盘针、印刷术的发明，如上文所引述，马克思已作了精辟的分析。相反，某教授提出的“被中香炉——万向支架”发明，并没有走出中国的国门对其它民族产生影响，促进其它文明的发展，在中国的本土也没有象四大发明那样形成当时的先进生产力。笔者以为，把这个被中香炉说是我们祖先的发明创造，完全可以；可是，要说成是一种“大发明”则不合适，更不能提升到“世界级”的高度去自我陶醉。 中华文明对于周边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汉字文化圈”。象余秋雨先生提出的历法、中医药学，在在汉字文化圈里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天文历法、中医药并没有影响到全人类。甚至，李约瑟还不无遗憾地说过，如果是中国的古天文学和历法先期走向了世界，那么现在对天空的星座分布和命名，就是根据中国的方式，而不是希腊的方式。 2.对“李约瑟疑难”的看法 李约瑟在其学术活动里，非常崇敬中华文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皈依中华文明”。但是，李约瑟并没有盲目崇拜，他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疑难”——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古代科技发达的东方国家。 对于李约瑟疑难，中外有不少学者在探讨与解读解答，包括杨振宁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有学者不赞同李约瑟疑难的提法，也有学者不以为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笔者以为，可以把李约瑟疑难改换成另一种发问的形式——为什么在中华农耕文明里，未能自发地生长出工业文明。 笔者以为，中国未能自发地生长出工业文明，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古代的那些发明创造都未能继续发展为社会生产力，往往只停留在单件制造的阶段，如苏颂的水运象仪；或者只表现为一种精巧的、精美的休闲之品，如被中香炉。这是表层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农耕文明里，一直缺乏商业文明的养分，中国历朝历代的基本国策都是重农抑商。甚至郑和下西洋那样具有雄厚物质力量和先进造船技术、先进航海技术的宏大举动，也没有发展海外贸易的国家意识；中国明清还两度禁海。而达•伽马、哥伦布航海就为开拓海外市场和殖民。欧洲的工业文明，是从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品大量流通，才能把产品升级为大量生产的商品，才能由商业利润的刺激而扩大生产规模，刺激改进技术和发明创造。当然也要看到，欧洲的商业文明曾有过奴隶贸易、鸦片贸易那种罪恶的血腥商业。这里说的是经济基础方面的事情。 中华农耕文明里未能自发地生长出工业文明，还有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余秋雨先生作了认真的努力研究并提出了他的看法，笔者从余先生的论著里获取了宝贵的学术营养。 3.以海为鉴，可以论强弱 笔者追踪余秋雨先生关于“四大发明”的电视节目，香港凤凰台的《秋雨时分》，觉得《秋雨时分》里对古代四大发明的论断，与那篇东方网文的基调完全不同。 余先生在这次关于四大发明的《秋雨时分》节目里，特别希望中国人仔细去观察并考虑，组成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元素，哪一些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余秋雨先生多次指出，单是法国的一个里昂市，在19世纪就有十几项世界性的发明，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这些发明创造惠及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并且指出，四大发明毕竟只是古代的技术成果，如果总是说自己幼年时代的聪明和强壮，而后来却一蹶不振，听起来会让人听不下去。 笔者完全赞同余先生的上述观点。并且，基于余先生对于中外文明的两个角度比较——①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古老文明的比较，②中华文明与近代欧美文明比较——余先生是第一个自觉地对中外文明作系统而冷静、客观、理智对比的中国人——笔者对余先生所实践的比较文明，提出一个补充看法——以海为鉴，可以论强弱——模仿古人“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见兴亡”的论事思维方法，但是超越古人只在中华内部看事的视角，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讨论国势的强弱和国运的升沉。 文章原标题（如何“界定”古代中国四大发明——与余秋雨先生商榷）作者：金岷彬 发表日期：2007-01-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