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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币扰乱江南经济 嘉定十六年(1223)，宁宗皇帝赵扩收到一官员的奏章，称：“年来伪楮(伪造纸币)日甚”，兑届回收数量超过发行数量。对此，宁宗深感忧虑。两宋政府发行的纸币，无论是交子，还是钱引、会子，均实行分届发行，定期回收。每两年一届，后延长到四年，甚至八年一届。奏章中写道：一届纸币发行以后，“耗于水火，耗于破损”，再加上其他原因逾届没能兑换，数量理应大为减少，然而到了纸币的回收日期，“其数常溢，则伪楮(假币)之多可知也”。早在南宋初期，川陕宣抚使张浚就破获了伪造纸币的团伙，逮捕案犯50人，缴获钱引达30万贯。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还记载：“有士人教之(盘踞在宋金边界地区的李全割据政权)，以依朝廷样式造楮券(纸币)，(李)全从之，所造不胜计，持过江南市场，人莫能变，其用顿饶，而江南之楮益贱。”因为李全伪造的纸币太多，能以假乱真，使得江南的货币贬值，搅乱了经济秩序。 川纸印币最能防伪 在宋代，印制纸币主要有三个关键点：一是模板，最初是用木雕，后改为铜版。模板除了文字外，还有“隐秘题号”，有“屋木人物”图案。二是印刷，有用同一色纸印造，也有用套色，多采用朱、墨两色，还有官印，有花押(行草体的签字)。三是印纸币的纸张需特别制造。包括交子在内的宋代纸币用纸均在成都制造。如果将纸币的制造与《天工开物》记载的铜钱制造过程相比较，实际上制造纸币的难度远远大于制造铜钱，伪造不易。《宋史·食货志》记载：“前之二界(发行的纸币)，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苏辙曾说：“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说交子因轻便而受欢迎，实际价值超出了面值，从一个侧面说明交子发行初期鲜有仿冒者。但是，宋政府为应对军事和政治上日益庞大的开支，纸币发行量越来越大，动辄上亿贯，纸的需求激增，成都特制楮纸供不应求，便采用徽州纸和行都(杭州)的特制纸弥补不足，而民间造纸技术水平足以以假乱真、仿冒徽纸和行都纸，“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一官员建议：“辰愚以为抄撩之际，增添纸料，宽假工程(指不强求产量)，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这位官员强调：要防范伪造纸币者，上上之策是在纸上狠下工夫，使人难以仿冒。 水纹纸上暗纹丰富 成都特制的楮纸为什么又难以被仿冒呢？主要是在抄纸过程中进行了特殊的砑花。通常称这种经过特殊砑花的纸张为水纹纸，又名花帘纸。杨慎《丹铅总录》曰：“唐世有蠲(juān)纸，一名‘衍波笺’，盖纸纹如水纹也。”水纹纸源自蜀人造十色笺，纸上的暗纹只有经过光源透射才显现。苏易简《文房四谱》说：蜀人造十色笺，“逐幅于文版之上砑之，则隐起花木鳞鸾，千状万态。”费著《笺纸谱》记载：在成都，“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涤之使洁，然后随其广狭长短制之造砑(以石碾磨纸，使纸光滑并有暗花纹)，则为布纹，为绮锦，为人物花木，为虫鸟，为鼎彝，虽多变，亦因时之宜。”从以上描述和文献记载可知，制造水纹纸的方法可以归结为：印明花法，类似木刻水印，就是在纸帘上用线编成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等图案，微凸于帘面，抄纸时，凸起处纸浆微薄，故图案透亮而呈现于纸上。二是印暗花法，就是将湿纸压在两块一正一反雕有凹凸图案的木、竹模型中间，用强力压纸，逐幅印刷，使纸隐显图案。纸平放时看不出透明的图形，举纸迎光一看，图案则清晰可见，即现在人们熟知的水印。 早期的水纹纸多是些信笺、诗笺、法帖纸等。到宋代，造水纹纸的工艺便被用于纸币防伪。随后，在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向外国传播。13世纪，意大利工匠在抄纸网上编制出字母数字或图像，使纸页上留有水印作为商标，这是西方首次应用水印。时至今日，水印广泛用于印制需有防伪性的高级公文纸、钞票、护照、证书、账册等。当然，现代水印纸要比印交子时精密得多，是将湿纸通过圆网或长网造纸机上饰有凹凸花纹的水银辊和压榨辊等印压而成，分为黑水印、白水印、阴阳纹水印、湿压水印、仿水印等多种。 尽管防伪水印种类繁多，追根溯源，均来自唐代成都人始创的水纹纸。这是成都人在造纸史上又一页光辉灿烂的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