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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靖时期海商海寇的兴灭 16世纪初叶，西方海洋力量纷至沓来。当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便迫不及待地欲垄断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但是，由于葡萄牙不是朝贡国，广东官员不准其进入广州贸易。嘉靖元年(1522)，当葡萄牙人再次被广东当局武力驱逐后，转泊闽浙海域，参与环中国海域的走私贸易。嘉靖五年(1526)，福建罪犯邓獠，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讫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23]此为双屿港开港之始。嘉靖九年(1530)，福州罪囚李光头(李七，李贵)、徽州人许栋等，发动“福州狱变，戕大吏三人，斩关趋连江，渡海而遁，”[24]而后“勾引倭奴，结巢于霩衢之双屿港。”[25]嘉靖十八年(1539)，闽人金子老带领葡萄牙人来到双屿港，次年，李光头与金子老合踪。二十一年(1542)，李光头继金子老成为船队的首领。嘉靖二十二年(1543)，李光头又与许栋合踪，成力许栋手下的得力干将。在闽、浙商人的接济下，浙江的双屿及福建的浯屿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里，双屿港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走私贸易港口。这时，在传统的东西洋贸易圈中，大闽江口区域的海商也异常活跃，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环中国海域的贸易市场。 嘉靖二十二年(1543)，福清海商林烂四(林垧)等打着许栋的旗号，从东南亚率领包括葡萄牙、日本人在内的一千余人来到双屿港，贩卖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商品。嘉靖二十五年(1546)，“林烂四等纠集多人，发船往至本国(日本)，朝见国王，说我大明买卖甚好，双屿港系通番贼穴，向来无有倭人过上国，至今船船俱各带有本国之人，前来贩番，尚有百数倭人在后来船内。”[26]于是日本国王借给稽天等银子五百两，造船一只，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开洋来到舟山洋面，准备与许二贸易，后来被官兵捕获。 福清人张珠同样是双屿港的常客，他依仗其侄子宁波府推官张德熹的势力，与许栋一起从事海洋国际贸易。张珠“结伙贼首许栋在海通番，因而行劫，常乘小船载人地名桃花渡上岸，身穿青衣，头戴瓦楞帽，作客人，往宁波府城门外，即换方巾，进府衙数日，径往奉化县地名湖头渡下船，人多认识。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内，在贼船与官兵对敌，脚腿手臂各伤一刀，擒至霩衢所城门边口，说我侄见任宁波府推官，必来救我等语，官兵审出姓名，又因本府巡捕通判唐时雍兵快夺功，当将本贼枭首，尸骸埋在校场地方，越二日，有差人二名来，将本尸衣服剥去，口称海道魏副使分付取衣比辩犯人，以此地方不敢呈举。”[27] 此外，福州海商林陆观，“旧年到日本，大风破了舟，无一物，三年居住日本，旦暮悲多，我主君看之哀哉，借用米钱其外，银子五贯，自造舟回还，故我五子携来取其贷物，我五子之开银子六贯，二百六十目，今岁天文(天文为日本年号，此处应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六月，内有倭船一只，到双屿港往来。二十七年戊申三月二十日，京泊港出船，风恶，四月二日被风打舟遇兵，三子杀死，船主陆观杀死，其外福州人六子杀死，天在头上，公道公道等语。”[28]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朱纨以防倭为名，命福建都指挥卢镗、海道副使柯乔，“选取福清惯战兵夫一千余名，船三十只，由海道专备海战，”会同浙江海道副使沈瀚所率浙兵，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初二日，在浙江爵鍰所附近发现大船一只，分兵追至九山大洋，生擒福清海商林烂四等五十三名，缴获船一只。四月初六日，卢镗率兵荡平了双屿港，“将贼建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遗弃大小船二十七只，俱各焚烧尽绝。”[29]随后填塞了双屿港，这个盛极一时的东亚国际贸易港市从此成为一个荒凉的小岛。 从双屿港徼幸逃脱的闽江口民间海上力量，也没有能够逃脱被官兵消灭的命运。嘉靖二十七年(1549)八月八日，福建官兵在浙江金乡卫蒲庄二所洋面，生擒福清县人王爵、王京四、魏尾郎，其中王爵系头矴，连江县人曾福，系直库。九月初六日，闽浙联军在镇下门海澳，“擒获草撇船二只，林受保、陈荣、陈四郎、朱全、郑二、陈志安、陈根、江乞养、陈十郎、杨希宗、江讚、江克序、陈仲机、江永逢、江克章、朱继禄、江永迷、陈安共一十八名，俱闽县人。……又据梁凤呈称，九月二十二日把总指挥杨和督领指挥等官夏光、刘堂、李勇、何鹏、陈爵、秦杭、曹刚、王科、义勇林国斌、唐弘奇等兵船，哨至凤凰洋，擒获大船一只。陈仕济、林亨、杨秀春、陈三郎、陈华、陈绅、李用、陈仕礼、胡光阴，陈仕汉、陈进、陈梦仁、陈绶、陈八、陈十、陈晚成、郑十、郑海共一十八名，俱连江”等县人。[30] 福州人李光头离开双屿港后，带领葡萄牙海商游弋于闽浙沿海，“李光头等因浙江双屿巢穴扫除，无所归着，又闻军门(朱纨)调兵剿捕，只得驾船会合佛郎机夷船，前到泉州大拒(应为“担”)屿，意图劫掠。又因海道禁严，不敢停泊，复来北茭、罗浮一带。”[31]最后，李光头等人在走马溪之役中被官军俘虏后杀死。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二十日，福清邓文俊、林碧川等率领2000余人攻破了黄岩县城，史称“壬子之变”，诱发了长达13年的嘉靖倭难。当然，嘉靖倭难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学界对此多有论述，笔者在此无意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笔者同意郑若曾的说法：“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蔻。”[32] 四、月港开放后的“通番”中心 隆庆元年(1567)，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东西洋贸易，但是，仍然严禁赴日本贸易，随后，大闽江口区域逐渐成为福建“通番”中心。 万历三十七年(1609)，福清海商林清，与长乐船主王厚一起从事中日贸易，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等为水手，金土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为向导，陈华为翻译，搭载商贩，满载货物，六月初二日从长乐出洋，至日本五岛投倭牙五官、六官，听其发卖。在五岛，林清：王厚等人又巧遇同乡揭牙甫及其义子张明、船主施春凡、杭州海商张玉宇、陈振松等三十余人，他们是从宁波出洋去日本的。货物发卖后，施春凡、陈振松等滞留日本，而张玉宇则搭载林清、王厚的船先回，十月初五日从五岛开洋，十二日飘至舟山岛附近洋面，林清、王厚等69人被浙江巡哨水兵抓获。[33] 万历四十五年(1617)，朝鲜捕获一艘福建闽县海船，全船四十一人，该船7月份从宁波府寒(?)海县出洋，遇飓风漂流到朝鲜浦口，朝鲜通事官录有四十人口供(另一人因病未录)，计闽县十八人(水手五人，民人十三人)、福清六人(水手五人，民人一人)、侯官五人(水手二人，民人三人)。[34] 启祯年间(1621—1644)，闽江口区域海上走私贸易异常活跃，“闽中之贼，福唐(即福清)居其强半。贼首萧朝清、林振、林啟、郑汉章等，皆海口南城头、赤屿以东诸澳人也；一带三十余里，处处有贼，处处以接济为利。”[35]当时最有名的是福清人周崔芝(又作周芝，周鹤芝)。周崔芝，少读书，长大后有胆略，善射。“落拓遊四方，已乃与番船贾人貿易，侪辈听其指揮。久之，劫掠为盜，徒众骁勇，与刘香、郑芝虎齐名。芝不殺人，皆仅分其半；海上謂之仁盜。”周崔芝在年轻时，曾从事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与日本撒斯玛王结为父子，后受南明朝廷招抚，于1647年3月，派遣其义子林皋前去日本乞师，因不得要领而返。 明清鼎革之际，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向日本的海外移民，17世纪70年代，日本长崎华侨四个地域性乡帮中就有福州帮，当时移民的成分比较复杂，现把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列举如下： 林太卿(字楚玉，1572—1645)，福清人，海商。万历三十七年(1609)东渡日本，先定居在萨摩藩的鹿儿岛，娶日本女子筱原氏为妻，1619年全家移居长崎。1629年，以林太卿“为施主首领，在高野乡创建了圣寿山崇福寺，俗称福州寺。”[36]1640年，任唐通事，是林仁兵卫的祖先，病逝后葬在长崎崇福寺。其长子林守墼1640年被委任为唐小通事，翌年晋升大通事。 何高材(字毓楚，1598—1671)，福清人，海商、船主。崇祯元年(1628)移居长琦。何高材也是崇福寺的大檀越，参与迎唐僧超然、隐元、即非入主崇福寺。其长子何兆晋(何仁右卫门)，日本万治元年(1658)曾任唐小通事。何高材去世后，葬在长崎崇福寺后山。 魏之琰(又称魏六官，1617—1689)，万历四十五年(1617)出生于福清。早年随其兄魏毓祯(魏九官)一起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娶东京王族武氏女为妻，声名显赫。兄弟二人一起从事东京至长崎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大海商。1654年，魏毓祯客死安南，葬于长崎。日本宽文十二年(1672)，携其长子魏高(日名钜鹿清左卫门)、次子魏贵(日名钜鹿清兵卫)及家仆魏喜(日名魏五左卫门)移居日本长崎，成为住宅唐人。日元禄二年(1689)，魏之琰病故，终年73岁。今长崎西山町二丁三六番地的钜鹿家墓地，仍然有魏之琰、魏毓祯的墓碑。其长子魏高、次子魏贵都担任过东京(安南)通事。 作者：崔来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