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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航海的终极点，与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及结束的原因一样，是郑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据《明史·郑和传》载，郑和七下西洋所经国家与地区如下：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1] 多数学者认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中，最远航行已至非洲东海岸，但对于航行的极点，尚无定论，主要是两个位于东非地名至今未得确考，但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课题。《明史》称：“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裔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⑵因此，“比剌”与“孙剌”的考证是一个牵涉至郑和航海终极的重大问题。 著名非洲史专家费奇(J·Q·Fage)曾指出：“综合运用考古资料、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资料，才能比中、南部班图地区更加深入地重塑津巴布韦高原上诸班图王国的历史。”⑶ 除了费奇列举的4种史料外，汉语的记载也很重要，因此，东非沿海地区历史的探讨，需要考虑到上述几个因素。 迄今为止，在中国与东非关系史研究方面，考古成绩斐然，以出土实物较信服地证明了双方之间悠久的贸易关系。汉语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较薄弱的研究领域是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资料的发掘与研究。 本文拟从阿拉伯及葡萄牙史料出发，对比剌及孙剌的位置及其辞源进行新的勘同。 几位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如柔克义、伯希和及戴文达对这两个地名有过涉及与考证。 1915年，柔克义提出：“孙剌为巽它(Sunda)之误。”⑷ 1933年，伯希和评述，否定了柔克义的考证，但未能有结果。 ……最后是比剌和孙剌。这最后两个名字值得我们费时多探讨一番。它们出现在郑和经访的国家名单中。这个单子在郑和传的末尾。由于不剌哇之名未出现在这个单子里，柔克义猜测(第82页及第614页。第614页上对北刺的解释系疏忽)说，比剌为不剌哇之误。至于孙剌，据他说(第82页)，孙剌为巽它(Sunda)之误。然而，《明史》中不但有一条关于不剌哇的消息(卷三二六，第4页反面)，而且还说(卷三二六，第6页反面)：“又有国曰比剌，曰孙剌。郑和亦尝齋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贡使竟不至。”全部的问题在于探知，郑和传以《明史》这一消息为依据，还是《明史》发挥了郑和传中对这两个国家的涉及。我坚信，二文出于确实涉及了比刺和孙剌这两个国家的同源。郑和传末尾单子中不剌哇的省略纯系偶然。如果我们考虑到南巫里和喃渤利的情况，《明史》将同地、同国写入不同的国传，不剌哇的省略并不能证实柔克义对比剌和不剌哇考证的假设。此种情况无独有偶。至于孙剌，即使是在(爪哇的)巽它，也不一定就是Souen-ta(巽它)的对音。Souen．1a也可能是将Sekandar写成Sou—kan-la⑸一类的转写。但此地在马来西亚，孙剌不可能在那里，因为“去中华绝远”，我提不出解决这个名字的办法。⑹ 伯希和所推测的“同源”，实际上是《明实录》中的记载。 1939年，戴文达引用了《明实录》，将比剌和孙剌以拼音形式"Pi—la”和"Sun—1a"标出，未能找到外文名称。⑺ 而后，西方学者放弃了有关考证，至今未有结果。 似乎中国学者不知前述西方三大家的有关考证。过了四五十年后，开始关注这两个古地名的考释，功力最深者当沈福伟莫属。他认为： 比剌、孙刺既然都和麻林一样，属于“去中华绝远”的地方，推测它们和基尔瓦同在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索法拉国境内。这索法拉国北起桑给巴尔岛对岸潘加尼，南至林波波河以北，几乎相当于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的全境。十六世纪以前，莫桑比克境内重要海港仅见两处，一是南纬15°4′的莫桑比克港，一是南纬20°12′的索法拉。比剌相当于莫桑比克，译出了末尾的音节，孙刺则是索法拉的音译。两处海港都在德尔加多角季风航行区外，那里是中国帆船从未莅临的热带风暴和漩流横行的航行禁区。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