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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其农业又有新的发展，表现在农书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献搜集类和地方性农书及专业农书类为突出。在生产技术方面，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更见充实丰富，农学理论也较宋明以来有所发展。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终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轻理较前代尤甚，农业赖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同期欧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动植物两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营养、病原微生物的知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欧洲。尽管清末以后大量引入西方农业科学，但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滞后影响，至今尚有待克服。本文是就此所作的一个评述。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 ，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 ，《农政全书》为225种[3] ，《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授时通考》和《广群芳谱》都是集体编写，又依赖皇家所藏图书，自有其便利条件。但即使一般的农书，也有不少是文献训诂超过前人的。《江南催稻课耕录》是李彦章为了推广早稻而写的论证扩种早稻的优点和可行性，他从“早稻原始”、“早稻之时”、“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种”、“江南早稻之种”等十个方面，搜集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展开论证，其方式类似现代进行某项研究或设计时，必先提出可行性论证一样。以“各省早稻之种”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个府州县的早稻品种（及其特性描述）共数百个，远非宋代《禾谱》46个品种，明代《稻品》36个（包括早中晚稻）品种所能比拟。 又如程瑶田的《九谷考》（17世纪末）和刘宝楠的《释谷》（1840年）是将训诂与农作物相结合的著作。《释谷》特详于水稻的考证，可说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证论文。《九谷考》则详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种古代粮食作物的考证，稻不及《释谷》详尽。这两篇论著是治中国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参考书。 清代农书内容方面的特色是实用操作技术的丰富、详细，覆盖面扩大，超过了前代。举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论和操作技术，施把技术，良种繁育、园艺、造林、蚕业、畜牧兽医、渔业、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及农具、农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地方性农书，超过了宋元明时期。一般综合性的农书所记技术虽很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其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清代地方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1658），反映江西抚州地区农业的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1903）和奉新地区的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江淮地区的包世臣《齐民四术》（1849），四川农业的张宗法《三农记》（1760），广东农业的屈大均《广东新语》（1699），山西新阳的祁寯藻《马首农言》（1836），陕西关中的杨屾《知本提纲》（1747）和《修齐直指》（1755），山东沂州的蒲松龄《农桑经》（1765）和丁宜曾《农圃便览》（1755），浙江金华的胡炜《胡氏治家略》（1758），江苏上海的姜皋《浦泖农咨》等等。地方性农书中有高度理论概括的如《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理论（时宜、土宜和物宜），是历代施肥经验的集中总结。《补农书》中的看苗色施肥经验，可说是营养诊断的萌芽技术，这一技术始于明代的《乌青志》。 清代农书的另一特色是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蚕桑专书的大量问世，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花卉专谱以兰花最多，历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类是雅俗共赏的，而兰花则偏于文人的欣赏。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压抑，国想上趋向避世，因而把爱好转向深山邃谷的幽兰。清代出现好些治蝗专书，反映了蝗灾的猖獗。气象与水产专书也较前代为增加。 2、农业技术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约六千万，基本上与西汉时最高人口数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因子，使人口犹如脱疆之马，从康熙时的二千多万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亿，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亿，而耕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1.65亩/人[4] 。正如赵翼诗所咏的：“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5] 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尽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通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6] ，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这样庞大人口增殖的物质能量——粮食生产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上，而单产提高的最有效途径是增加复种指数，把一亩田当两亩用，在一年365天内完成单种时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劳力充裕，不论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劳力都不成问题，出现“粪多力勤”这种中国特有的集约劳动原则。南方中稻麦两熟的太湖地区，要求用人力的铁搭（齿锄）“垦倒极深”，“多下垫底”（基肥）。冬季的麦子油菜则要求起垅，经常清沟排水，很费劳力。北方旱地耕作则要求“转耕”：“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转耕”。[7] 清代的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盆地、赣南、渐东南等地都有相当的面积。双季稻一般可比单季稻增产五成以上。《广东新语》还提到在双季稻之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8] 、麦、稻、稻的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也曾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如同治《江夏县志》即记有早稻于割麦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麦–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 旱地作物方面，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间作套种形式多样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陕西三原地区更创造出两年十三熟的菜粮间套作技术，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可说是达到了北方旱地复种技术的高峰。在人口压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则徐、李彦章都亟力提倡扩种早稻，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引经据典，搜集地方资料力陈早稻之利，林则徐为之作序，也大力主张把福州的双季稻推行到江苏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求恢复西汉《汜胜之书》的区田法，打破常规的产量水平，是中国式的高产试验法，以潘曾沂最为积极，他于道光八年（1898）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获得丰收，于是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其实这些技术也完全适用于一般水田。这本书代表了清末有系统的水稻丰产技术指导手册。受潘曾沂的影响，以后陆续有关于区田种法的农书和图解问世，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试种区田丰产水稻。（游修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