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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时间“履程” 抗战初期，西安钟表业各家字号都在上海驻有“庄客”(采购员)，并可以在上海、天津、青岛、烟台等地采购或进口座钟、挂钟，而手表、怀表因我国民族工业落后，不能自己生产，完全依靠美国、英国以及瑞士等国进口。国产钟表一般采用铁路托运到西安，而进口钟表一概采用邮寄的方法到达西安。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战区逐渐扩大，东南沿海各省无法通运，西安各钟表行就先后去成都和重庆开设分行，一为扩大经营，二为便于转运。当时重庆作为民国政府的“陪都”，设有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有飞机与香港保持通航。当时大件的座钟、挂钟虽因无法运输而断档，但手表、怀表则通过渝、蓉分号的转运抵达西安；也有偷越日寇封锁线“跑单帮”的人，从敌占区捎来手表、怀表，走街串巷，在茶馆和车马店里私下兜售。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进攻香港和攻打上海租界。此后，手表货源彻底中断。但不久精明过人的宁波籍钟表商人又开辟出了新的运输线：先是由越南海防转运至重庆，然后贩运到西安；嗣后，越南被日军攻占，改由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至重庆，然后转运至西安。这条线路是由美军开辟出的一条军事物资供应线，但其中明里暗里不乏空运手表和黄金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这种“军道”加“黑道”的运输方法，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胜利。西安城虽地处偏狭，但富户与巨商颇多，这些富户与巨商自古就有强烈的“敛财”与“纳宝”的能力，他们视“罗马表”、“英纳哥”为“硬通”的资本，认为货真价实的“英纳哥”和“罗马表”具有无限增值的潜在力量。1939年的一块“英纳哥”手表，可以兑换一院四豁头的大宅院。1948年的一块“劳莱士”手表，可以换城外的五亩水浇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进口手表、怀表都明里暗里地充当着以物易物的硬通筹码，其坚挺程度远非黄金、白银所能比。除了进口手表和怀表，当时流行坊间的硬通物品还有石头镜。 西安钟表行的“多种经营”模式 西安钟表行的“七大家”经营作风堪称正宗老道，除了明码标价、货真价实之外，其经营风度也堪称老调老派，店东穿皮袍，二掌柜穿葱白色长衫，三掌柜和相公一律穿宽襟大袖的二马裾；售出的手表、怀表一律保证终生维修，售出的挂钟、座钟保修十年。同时，当时西安的“七大家”也都兼营验目和配光业务，兼营唱机唱片。所以，民国时期的“钟表行”每天从早到晚都很热闹。那时的坐商与行商不同，讲究“迎来送往”，讲究“给顾客掺茶倒水”，钟表行里老有城里的城绅坐在八仙桌边听“戏匣子”(唱机)，听到关节处还免不了要炸了腔子似地跟着戏匣子吼上一板乱弹。在民国的时候，由于钟表行的工资高、伙食好，每到年底还多发两个月的工资及一定的“孝赏”（奖金），所以，城里城外的青年人都愿意去“七大行”“顶生意”(工作)。同时，钟表行在当时无疑是比较文明的行业，所以，聚集了西安城里说、拉、弹、唱、打球、照相诸方面的人才和能人。 1949年5月20号西安解放。1950年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实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原来的“七大家”钟表行相继歇业和转业。亨达利转业“西安上海造钟厂”、享得利与大西洋转业红庙坡螺丝厂、胜利钟表行在店东的催促下，请求歇业，得到了政府的允准。嗣后，于1950年7月，由经理应时云领东在东大街案板街口开张大华钟表行。 1952年成立了“西安钟表眼镜同业工会”，民族资本家应时云出任第一届主任委员。该“同业工会”，组织西安城各钟表行和修表铺，成立了第一个西安钟表业合作社。1954年，钟表业率先实行“统购统销”，至此，西安的“七大家”结束了乡帮、乡愿结构出的“钟表联欢社”性质的私营经济时期，进入了以“东方红钟表行”、“华美丽”、“永鸣”等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钟表业发展时期。 时光飞逝。在我童年居住的大车家巷居住着好几位“当年把钟表传送到西安”的老人，他们厚道木讷的样子我如今依然记得很清。当年到西安开钟表行的那些老人，很少再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把钟表传送到这个城市，然后忠诚于时间，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然后就埋葬在我们这个城市。如今他们的子子孙孙依旧生活在古城西安。（鹤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