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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长又称驿将，其职务性质，《通典》做了说明：“驿各有将，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原来，古代馆驿也有“吃大户”的传统。馆驿都是由当地的有钱人来供应，馆驿所用的柴米油盐，甚至马匹草料都要由富豪“买单”，所以一些史书上对驿长有“捉驿”的提法，一个“捉”字，活脱脱点破了馆驿的经济来源。 尽管主持馆驿能给当地富豪带来结交官员的机会，比如刺史杨归厚宴请刘禹锡，为这顿饭“买单”的郑州王财主就有机会到饭桌上添把筷子，如果诗人高兴，说不定还能弄个签名啥的。但这些文人墨客除了好酒好菜，还免不了点上歌伎舞伎happy一番，长此以往，经济负担未免太重，不少富豪破产，“皆去为盗贼”(《新唐书》)。所以“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就将馆驿由“官督民办”全部改为“政府财政供给”。 驿吏则是协助驿长，主要职责是迎接客人、管理馆驿、安排食宿和娱乐活动，甚至负责一些临时性工作。《册府元龟》记载：为了迎接官员，驿吏四处到百姓家搜集民马，如果拿不出马匹，只有给这些驿吏一些好处费，才能过关，可见驿吏也有不小的权势。 处于最底层的是驿卒，也称驿子，他们多是由当地百姓抽调而来。刘禹锡入住管城驿，做饭烧菜，是他们干；烧水铺床，是他们干；喂马搬运，是他们干；端茶送水，也是他们干。总之，馆驿内几乎所有的脏活累活都压在驿卒头上，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随意指使。一名驿卒要在馆驿服役多长时间，唐代史籍并无记载，而宋代史料记载，驿卒服役期限是一年。我们推断，唐代驿卒也不会少于一年。 根据史料记载，一等驿需要驿长一名，驿吏两名，驿卒不等。元稹在《浙东论罢进海味状》中说：“明州去京四千余里，约计排夫九千六百余人。”由此我们推算，四千余里有馆驿130多所，每个馆驿有驿卒70多名。管城驿作为国家一等驿，其驿卒数量应该在100人左右。 雄州馆驿居要道 在郑州的历史上，杨归厚是个独特的人物。作为名门望族，他先后担任过万州、虢州、郑州等五个州的刺史，而他在中医领域更是造诣深厚，写下了《产乳集验方》这样的经典著作。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杨归厚在为官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在郑州做刺史时，将老百姓痛恨的几百名负责催租的官府小吏一概罢去不用，“民去瘤疾”，但并未影响租税、贡物的按时完成上缴，“达到了人既宁而物有余的效果，对人民有利，使当地社会秩序安定，百姓的生活有所保障。”杨超先生对杨归厚的评价相当高。 “按照唐时制度，3万人以上才被称作州，而雄州，刘禹锡后来在《郑州刺史东厅壁记》做了解释，‘大凡环天子之居为雄州。郑实迩王畿，故望雄’。就是说，郑州在洛阳以东，堪谓屏藩，有黄河之险、虎牢之要，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拱卫京城的城市，所以称郑州是雄州。”杨超先生说。 郑为雄州，而管城驿正是雄州要道上的重要节点。自秦汉以来，长安——洛阳——汴州(开封)是朝廷控制中原乃至关东地区(即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的交通孔道。尤其是唐代，随着京杭运河的开凿，南方的粮食和丝绸正是由汴州——郑州运往两京，保证长安和洛阳的物资供应，也维持着帝国在经济上的稳定。中晚唐时，大唐帝王被称为“逐粮天子”，东南经济支撑了唐帝国的命脉，为了解决粮荒问题，皇帝只好在每年寒食节过后，率领文武百官跑到洛阳去“就食”，直到秋收方才回来，以便给长安减轻压力。而汴州恰恰是东方第一大经济城市，唐朝的命脉在于运河，而运河的咽喉在于汴州。大唐不可无汴州，而郑州正处在两京与汴州的节点上。 中唐之后，藩镇割据逐渐形成，节度使呈现尾大不掉的形势，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暗战”和“明战”不断升级。两税法推行、奉天之难、甘露之变、永贞革新、雪夜袭蔡州，正可谓世事难料、变幻无常，一时间金瓯破裂，风雨欲来。 管城驿就坐落在通往京都的大道旁，可以想象，在那个天下汹汹兵连祸结的年代，多少官员从这里暂作歇息，或奔向长安去实现心中的抱负，或散往地方去进行拥立新主的构想；多少文人墨客驻足此处，感慨风云际会的时代命运。 中唐之后，正是唐帝国走向没落的时刻，国内不少馆驿纷纷废弃，不少馆驿混乱不堪，而管城驿却走向了它的又一个辉煌。原先在城内的管城驿，因为接待官员数量增多，昼夜不停，影响城市治安，郑州刺史杨归厚奏请将其移到城外，这不正好说明了管城驿在那个纷乱年代的特殊地位吗？朱金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