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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在北京曾购置多处公、私房产，如西城太平桥的大帅府（顺承郡王府）、黄寺的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新街口的东北大学、王大人胡同（今北新桥三条）的东北军驻京办事处，京外产业还有诸如天津公馆、北戴河别墅，等等。但传说张学良在北京翠花街5号为赵一荻购置的一所宅寓，却言之无据，包括张学良晚年自己的口述及各种人士的回忆史料，均付阙如。虽然，北京西城区将翠花街5号定为区级保护文物，但亦未标示为张学良、赵一荻旧居，只有附近百姓如是传说。 前不久，前往据说是“北京目前唯一留存的张学良故宅”访寻。此旧宅离太平桥大街路西原顺承郡王府颇近，沿王府东墙往北即至翠花街5号。翠花街，原东起赵登禹路，西至翠花横街，原有1号至25号、2号至20号。而今由于马路拓宽和附近富国里小区占地，翠花街只余极短的两个院落——5号、7号。5号院为广亮大门，但已略显残破。据7号院一位老人讲，此院亦为5号院之一部分。进门即触目可见搭建杂乱之平房，栉次逼仄，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大杂院。垂花门、影壁已不见踪迹，但游廊还依稀可见，残壁犹存。最后面的北房还可见卷棚顶、匝头脊、灰桶瓦、猫头滴水等构件。门头上还保留数幅“象眼”雕刻，而且中西各异，有中国传统山水，亦有西洋庄园风景。据住户讲，在当年此建筑为舞厅，舞池、更衣间、洗浴间等齐全；花砖地，花样纹络均相同，屋内吊顶层约四米左右之高，绘有延年益寿图案。 这所已面目全非的四合院，曾为卫生部宿舍。查《宸垣识略》卷八“内城四”条，记“一等英诚公第在翠花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P143页）。这应为扬古利后裔爵称。扬古利阵亡后于雍正九年给号超等英诚公，其子降为一等公至十二代扎克丹。因而翠花街5号院为清代一等英诚公府邸之说似尚可成立。民国后传说为袁世凯时代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或冯玉祥之宅。冯玉祥号称“不爱钱”亦不置产，在北京多居海淀等处兵营，其婚礼亦在兵营举办，迄今未有他在北京置产之记录。唐绍仪从清末至民初，官宦生涯辗转天津、南京、广州等地，在北京所居时间极短。据考他在北京一直住宣南香山会馆（民国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易名为中山会馆）。1920年回故乡广东珠海居住，抗战前已购房于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后被军统组织暗杀。此处是否为其宅寓，无确凿证据。是否为张学良所购置，亦无实证。 唐德刚先生录音整理并后来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其中一章“我与赵四”只有区区不足四百字，并未提及当年购置外宅之事（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赵四本名赵媞，又名绮霞，字一荻，为当年北洋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手下津浦铁路局局长、交通部次长赵荣华之女，是京津有名的社交场上的交际人物。帮闲为之介绍与张学良相识，其后与张学良私奔沈阳并生子，惹得其父震怒而登报声明与女儿脱离关系，父女二人终生未再见面。诚如老报人徐铸成先生所云：“当年张学良积毒（扎吗啡针）尚未戒除，真是鸠形鹄面，这位正当妙龄的赵媞小姐，毅然脱离家庭，究竟追求什么呢”？（《小楼随笔》，1978年8月1日《文汇报》增刊）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人的疑问。不可否认的是，张、赵二人确在京、津、北戴河社交场合莺歌燕舞、打球行猎，尤其国难阴云欲来，东北朝不保夕，所以马君武的讥讽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美人帐中英雄塚，那管东师过沈阳”，除了冤枉胡蝶之外，对张、赵的讥讽是没有错的。朱五名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代国务总理朱启钤之女，与赵四为出入社交圈之闺中密友，后嫁与张学良之弟张学铭。 1929年秋，张、赵密约赴沈阳北陵，惹起轰动，而赵的对外身份只是“秘书”。1930年，张、赵二人生下男孩。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来北京，住帅府，赵一荻亦在此居住。二人公开出入社交场合，并无隐秘。与赵关系最深的朱洛筠生前写过回忆文章，她也谈到赵四是住进顺承郡王府，“和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朝夕相处”，“他们仨人一起愉快地生活”（《忆大嫂赵一荻》，见《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书社1986年版），只字未提“金屋藏娇”之处。如果真有此宅，朱五亦无必要隐讳。况于凤至较为大度，顺承郡王府广厦鳞比，似无必要另购外宅。 不妨再举佐证。朱洛筠之兄朱海北，亦为公子类中人，其天津公馆与张学良宅比邻。张作霖与朱启钤相识，因世交故，张、朱二公子气味相投，不时打球、跳舞。张家在天津的宅院豪华宽敞，网球场、台球房、跳舞厅一应俱全，朱海北是其座上客和玩友。朱家与赵家也是世交，朱海北称赵四是“京、津、北戴河上层社交活动中的著名人物”，与张学良相识“也在这个时期”。朱海北后来成为张学良的少校内务副官，安排应酬，其任务“是陪他和客人打桥牌和高尔夫球”。其亲密程度甚至可以“登堂入室，不必回避内眷”（《我与张学良》，见《史迹文踪》，上海书店1994年版）。但他的回忆文章中也只字未提翠花街5号院。以他的贴身程度，不可不与闻，亦无避讳之必要。看来所谓张学良的“金屋”，有讹传之嫌，也许此处或为他人之所，张学良曾交际出入而已。 跟随张学良在北平行营等当了多年参谋的惠德安先生也曾写过一本回忆录《张学良将军轶事》，曾提到张学良在北平寻过宅院，却并非在翠花街。张学良嫌老王府庭院深邃，建筑陈旧，住下去不舒适。所以当时的财政部印铸局局长沈能毅，在西单太仆寺街新建胡同，给他找到一所房子，建筑和内部设施均为西式，考究且舒适。但未曾住进，即得伤寒之症。惠先生因未亲见，只是注明“人们传说”。但传说之人身份并不低，如张学良儿女亲家万福麟说张住新建胡同之宅，大门正对一条胡同，按风水说讲是中白虎箭，所以才患伤寒。这虽是无稽之谈，但也可佐证张学良在新建胡同购宅不是空穴来风（《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学良在北平时，身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逢东北寇氛日深，但按惠先生的评价，是“生活不甚整饬，社交亦有失检点，往往引起外界的流言蜚语”。如果真有翠花街的外宅，是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的。 而且，如果为张氏之私宅，日寇侵占北京后，是应予以没收或征用的。大帅府即被日本驻北平宪兵队征用。位于王大人胡同的东北军办事处也被日伪当局没收，成为伪满洲国驻北平领事馆。 所以，“京城唯一留存的张学良与赵一荻‘爱巢’，曾经是北平各界名流的社交场”的凿凿之言，源自何来，殊堪匪夷。无确凿记载、人证，只凭传说，完全不足为凭。口碑流传不一定即为事实，即如马君武先生所咏“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与胡蝶大跳其舞的诗句，报章刊载，全国舆论汹汹，人们宁信其有，因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当天，确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演出，只不过形式和相携之人不同而已。“千钧一发之际，还有闲情逸致去看戏，真可说是叔宝无心”，惠德安先生的批评已然是很婉转了。虽然张、胡二人至死都未谋一面（胡蝶当时在北平拍电影），胡蝶当时也在报上声明辩诬，但智者无多，信者非寡。可见“爱巢”之传说绝非可信，也许是张学良当时在北平酒食征逐、歌榭轻裘，才使得人们有了“金屋”的想象。当然，翠花街5号如以清代公府建筑价值而论，予以文物保护还是应该的。（朱小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