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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祭祀文化的特色，一是神明数量众多，二是不排斥他方神明，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更是楚文化的奇葩。楚文化之所以拥有特别的浪漫情调，外在环境(炽烈的巫风)的确发挥不小的影响力。如《吕览·异宝》曰："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礻几。"元稹《赛神》："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巫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均指出了楚地信仰鬼神的普遍性。《九歌》的书写方式，各篇不尽相同，不过，这些神明的形象总是鲜活动人，仿佛人间的投影。雷庆翼认为《九歌》是"俗祀"与"典祀"的组合，但《九歌》绝大部分内容为想象的境地，孰为典祀，孰为俗祀，区分将有困难。撇开典俗之争，《九歌》酝酿于民间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它与《周颂》在仪式本身的严谨度上，自然不可相取比况。巫风的流行与上述鲁迅外在环境的论说，同样属于客观原因，尚不足以澄清楚祭祀文化的形成。或许，我们必须考察楚国历史特殊的进程，找出它与北方相异之真正因素。 楚国在周成王时立国，草创时期，客观条件极为险恶，甚至到庄王灭庸后，楚人的生活仍十分艰苦。《左传·宣公十二年》曾云："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若敖、虫分冒贵为领袖，依旧得辛勤地和百姓一起开发山林，可想见其物质生活的困窘，而领袖其实并未掌握太多权力。楚国的历史进程中，宗法观念并不发达，国君的继承不一定依循嫡长制，《史记·楚世家》载："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适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由此可知，嫡长继承的观念并未深烙于楚人脑中。在土地管理与财产分配方面，楚人设县，行禄田制，封建必须奠基于宗法的亲亲关系，楚人宗法观不稳固，并未采用封建制。虑及时代之因素，也不允许楚国实施宗法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纷乱，战争纷仍，整个时代所面对的难题是"周文疲弊"，周朝所制定的礼乐规范，不达于世，促使众多的思想议论林立，终极目的便是为时代提供一条新路。在礼法松散的年代，楚国若实施亲亲宗法制，势必窒碍难行。 李泽厚与刘纲纪精确地点出，南北文化的区别在于："氏族社会风习的大量存在，使得楚国及其文化不像北方那样受着宗法制等级划分的严重束缚，原始的自发产生的自由精神表现得更强烈，对于周围世界更多地是采取直观、想象的方式去加以把握，而不是进行理智的思考。"（13）《九歌》和《周颂》的祭祀文化，会呈现如此大的差别，根本关键即深层的思维模式的差异。北方受到政治力的影响，宗法礼治主导了祭祀文化，南方因为历史的发展，对于人事、礼教缺乏深切体认，思维方式不被繁琐礼乐规矩束缚，再配合上外在巫风的客观条件，南北两方便走出不同的祭祀风格。 《国语·楚语下》有一段纪录："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此段话说明楚国祭祖亦分层级。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名存实亡，对于诸侯国没有约束能力，该项规定，已被打破，楚风淫祀情况为普遍之事实。（14）《九歌》反映的年代是战国时期，战国的文化较西周早期(《周颂》的年代)活泼开放。是故，《九歌》的整体风格也相对地奔放活泼。限于历史的潜在因素，导致楚国无法深刻了解人文精神，巫风弥漫整个社会，《九歌》的神明，皆是极度美化，任想象驰骋的产物。 三、《周颂》与《九歌》的祭祀功能 周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人文精神的激昂。在周密的礼教规范下，宗法观念、封建诸侯，成为维系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力量。这股政治涵义浓厚的力量，渗透到宗庙祭典，直接地影响祭祀行为最终的目标。赵辉对此仪式之目的，作了严厉的批判："中原人进行祭祀的目的，并不在鬼神本身，而在于借对鬼神的祭祀，去维护封建统治，防止老百姓犯上作乱。宗教在中原人那里，已完全变成一种愚弄人民的统治工具（15）。"关于祭祀是否为愚民工具，在此不作任何评论，诚然，该言一针见血地点明祭典的举行，不过是基于政治需求所为的必要工作。周代祭典的重要功能，不仅仅落实于人世层面，它还提高到政治层面。前文谈及思维模式的运作，便是政治力量的介入牵引。《周颂》的祖先崇拜，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强化宗法与等级意识、怀柔夏殷遗裔、鼓舞民心努力耕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