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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前门里头往外看，看到的是历史的流变；站在前门外朝里端详，看到的是商人的更替。  8月7日，北京前门大街的“铛铛车”又把人们拉回往日的时光。 上溯600年，前门大街最 初介入市民生活还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此之前，它是天子赴天坛祭天的御用街道，大部分时候处于戒严状态。而那里的居住者，多是一些仰望权势的达官与富豪。 按照中国古代前朝后市的首都规划，皇帝眼皮子底下是不能够存在商业的。明朝末年则成为徒具形式的过去。 嘉靖年间，商业的种子已经根深蒂固，经大运河北上的货物到达通州张家湾码头，在前门外集散。因为这里四通八达，也与权势离得更近，不过几年，发达的漕运就把前门变成了一个集贸市场。 到嘉靖二十三年，前门的景象已经是“市民搭棚盖房，居之为肆”的繁华场所。流转于间的主流，是一批真正做买卖的有钱人，从最初的山东人，到后来的山西人，前门的商人几经流变，成为各个时代的剪影：清末，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山西的票号；民国，前门最大的商人是戏园的老板；解放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公私合营的大公家；文革之后，前门最大的商人是饮食的小个体户。 老字号的形成 因为战乱多年，前门外居民稀少，商业萧条，明朝政府就在前门外大街西侧房招商，当时建造的这些房屋叫做廊房，之后商品密集的廊坊头条、二条、三条、四条都是由此而来。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的汉民一律强制迁往外城，戏院、妓院和会馆也一律赶到外城，前门外一下子成了种种商业场所的聚集地。 明清的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就设在前门内的东西两侧，外省进京述职、办事的官员都住在前门外的会馆(当时有140多个会馆)。每逢科举考试、乡试和会试时，前门各个会馆饭馆里都人满为患。 到了清末，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都设在前门，前门实际上已经是全国交通的枢纽，各地方来北京的人第一站必到前门。 那时前门聚集了一批会念经的“外来和尚”。山西人做钱庄，山东人做绸缎铺和大饭馆，安徽人卖茶叶和笔墨，宁波人做药业，广东人卖洋杂货，而京津本地商人则多做玉器、古玩、首饰等行当。几代商人的努力，成就了那些著名的老字号。 老字号的辉煌 最初的那些老字号与其说是自持家业、白手起家，倒不如说是与权贵走得最近，资本的原始积累，多是依仗着皇宫御内。月盛斋最为典型。它是当年唯一一家开在户部街（今天安门）的馆子。老马家最初来到京城是在元朝，做的是香料生意。直至清乾隆年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后人马庆瑞偶然进了礼部做供桌，他暗中观察御膳房师傅如何做酱羊肉，遂也如法炮制。没想却广受好评，马庆瑞遂买下户部街上一间店面，取名“月盛斋马家老铺”。 月盛斋到了二代当家的时候，马庆瑞的儿子马永祥将本家的一些香药加入到酱羊肉里，一是增加了香味，二是增加了营养价值。自此，月盛斋名满京城，当时的主要客户还是上层的达官贵人，一般老百姓买不起。 到了光绪年间，月盛斋达到了事业的顶峰，据说慈禧最爱吃酱羊肉，每晚夜宵都要吃一小盘，故特赐了腰牌，可以让马家把肉直接送进宫内。每当慈禧游昆明湖时，后面常拴两小船，一条是御膳房，一条是马家老铺。因朝廷是马家最大客户，故此月盛斋虽然不是官家，但比官家还要硬。身在户部街，没人敢惹。 当年发达的同仁堂也是如此。宁波“铃医”出身的乐家，明永乐年间来京，清朝时后人乐尊育在太医院做了个小官。儿子乐梧岗想走仕途不成，只好子承父业，在前门外大栅栏开了同仁堂药铺。 同仁堂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营，已初具规模。到了雍正年间，同仁堂翻身成了宫里御药房的供应商。皇室同意他们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慈禧当政后，认为同仁堂的药好，曾令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由此起势，同仁堂不但在增调药价上盈利，更以天下药业第一大买主的身份操纵药业市场，垄断持续200余年。 同仁堂有了乾隆这个靠山，社会声望和身价都倍涨，老百姓认为它是给皇上做药的，都认这个牌子。后来清朝覆灭，还欠了同仁堂一堆债务。 像这样因为皇族青睐而镀金的老字号还有好几家，如“都一处”，据说乾隆微服私访时吃过他家烧卖大赞而出名，所以一个卖烧卖的小馆也能屹立不倒一百多年。还有“一条龙羊肉馆”，光绪皇帝在此用过一次餐，从此馆子就火了。 前门商人也分三六九等，第一等是官商，如“内联升”，专门给宫里大臣做官靴；第二等就是这些“皇商”，声名远播，日进斗金；第三等就是五花八门的服务业，更市井，很多开在胡同里，或是走街叫卖，登不了大雅之堂。 无论是哪一等买卖，前门在清朝乾隆年间商业达到了顶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