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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什么时候形成的?几个大的节庆活动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但节期、节俗并不稳定,中华民族的节日体系到了唐代才真正定型。节日设置的真正意义,是以神圣的名义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使社会关系凝聚、温馨、有秩序、有活力。冯骥才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一年一度,一个人的特殊日子是生日,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日子是节日”。 年画里教大家过年 在老百姓心目中,过年应该很热闹,很神圣肃穆,都希望营造一种红红火火的感觉。不仅过年时贴挂的剪纸、年画、对联是红的,昌邑市东永安村还会专门扎大牛、大马,在特定日期点一把火烧祭,火光冲天之中,红红火火的年味就有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红火的意象?红火就是热闹、有活力,象征着过日子有奔头、人生有希望、生命不孤独。 贴门神曾经是全国各地很普遍的过年习俗,它昭示着家园的边界,寄托着一种“我爱我家”的家园意识。在家园边界里边,一家人关起门来礼神、敬佛、敬祖、团圆。除了在大门上贴门神,有些地方还在牲口棚贴上牛王、马王等,象征天地十方众多神灵对我家园的守护。 年画还是历史的象征。我们知道灶神像有双头灶、三头灶。双头灶是一夫一妻,显示着家庭的安详。三头灶的存在,记录着我们民族曾经有过一夫两妻、一夫多妻的历史时期,当然现在没有人在家里贴了,那是自寻烦恼。 潍坊杨家埠还有一种年画,画的是镇宅神鹰。画中神鹰英明神武,驱邪镇宅,还配有一首题画诗:“镇宅一神鹰,夜梦魂不警。单吃妖怪髓,专擒狐狸精。”在古代文学中,这个“狐狸精”可不是专指女性,也有男的。年画中的“狐狸精”也有男有女,男的长得跟奶油小生似的,女的年轻貌美、作风奔放。这类年画强调的是家庭的尊严,夫妻之间相互忠诚才是对家园的真正热爱。 有的年画是教大家怎样过年的,里面有情节,表现一个人如何长大,从成年到结婚,逐渐撑起家庭的担子,年节期间如何筹备,包括对长辈如何孝敬、平辈之间如何走动以及对大自然风调雨顺的渴盼等等。这样的年画,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引导。 农村过年有神圣的参与 在笔者老家淄博洼子村,大年初一早上五点多有“敬天爷爷”的仪式。传统上,这个仪式是以“东南门,西南圈；进了门,就做饭”的标准,也就是在四合院的空间内操持的。在北屋东间窗外,设一个天地桌,由家中主事的人摆供点香祝祷。现在很多农村盖起了楼房,四合院没有了,但住进楼房的年轻人,三年前开始请教老年人怎么做这个仪式。于是就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模拟着四合院的大致格局,一一如仪,越来越热闹红火。“敬天爷爷”仪式从“家自为祭”到“社区公祭”的转变,放在当代城镇化进程中来看是耐人寻味的。这批上楼的年轻村民,以年节期间共同完成“敬天爷爷”的神圣仪式,标志着村落中一种新型的“社区归属感”的确立。 每年我都会去潍坊昌邑市考察小章竹马。按照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每年正月初八这天,西小章村马家人是一定要进行竹马表演的,且大致遵循一定的巡演线路。小章竹马的表演离不开现场观众的参与,每一场演出往往是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出动,每人都有机会参与表演或随意观赏品评,每个人都能乐在其中。村民在村邻亲友的注视下,自扮角色登场,随整个马队做走马、圈马等动作,本身便有莫大的享受在内；观众看着自己往日的熟人身着全套行头粉墨登场,甚至男扮女装,也觉得新鲜有趣。这个村尽管不算富裕,但是精神上是非常满足的。电视里的春晚毕竟是人家演的,虽然也很热闹,毕竟是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世界。年味是我们自身的生活体验,只有实实在在的参与,才能体会到个人踏实的存在感和岁月轮转的特殊纪念意义。就此而言,我觉得今天的城市人要想过好年,就应该向农村学习怎样在节日之中安顿精神。 在西小章村的邻村,则保留着“烧大牛”、“烧大马”、“烧辇”一类传统,在正月间不同村落里次第举行,同时还有庙会和集市,共同营造着当地热热闹闹的年节生活。在当地村民的心目中,这些活动各自有着神圣的名义,比如独角大牛是孙膑的坐骑,大红马是关老爷的宝马良驹,辇是玉皇大帝出巡的行具,只有在火光冲天里“发”走,才能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们心里才踏实。 中华民族是早慧的民族,其岁时节日体系极为合理,什么时候欣赏星空,什么时候野外踏青,什么时候阖家团圆,什么时候敬祖祭神,什么时候安顿孤魂野鬼,都是以一个家庭、村落为中心的层层关怀,有些合理的东西应该得以继承。当今小农经济渐行渐远,并不代表传统节日价值的必然凋谢,而应该在选择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中别开生面。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毕竟承载了国民世世代代的“乡愁”,代表了中国人精神家园中最温馨的部分,并将注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 □张士闪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