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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妇女再婚现象的普遍存在 统治者反对和阻挠寡妇改嫁，就表明这件事情中有斗争。这个问题上，社会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方面是阻挠女子再婚；一方面是要求再婚的权力；还有一种破坏妇女贞操的恶势力。 在清代，寡妇再婚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比如在上海，“闾阎刺草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改嫁的女子占到寡妇的百分之八九十，是绝大多数。再婚妇女是“失节”之人，为统治者所蔑视，所以她们的事情很难见于记载，偶而在主张守节者的表彰节妇的时候，记下她们，以显示节妇气节的高尚。要之，记载少并不能改变寡妇普遍再婚的事实。 部分女子的再婚，在思想认识上有基础。允许、同情妇女再嫁的思想在社会下层民众中存在着。笔者见到一些寡妇、贞女的亲友劝其改嫁的资料，颇能说明问题。有的丈夫在弥留之际劝妻子在他死后改嫁的，如太仓张祥麟对妻子陶氏说：“家贫母老，生无所资，我死汝即嫁，第勿弃我母也”。有父母劝女儿改嫁的，康熙时吴县周文遂妻马氏，少年守寡，其父“哀其贫，呼归，讽改节”。有公婆劝寡妇出走的，南陵刘应赓遗孀任氏，“家酷贫，姑劝再适”。有亲朋邻里劝再婚的，南陵吴懋馆妻任氏寡居，“家贫如洗，人皆劝其改适”。 从这些事例中不难发现，被劝改嫁的寡妇多是穷人，劝人改嫁的也多是贫困人，他（她）们是社会下层。所以社会下层与社会上层对寡妇再婚问题看法不尽相同，前一方面认为寡妇再婚是可以理解的，是合乎情理的，应当被允许。他们对那些节烈之妇，在同情之中，也有所贬责。嘉庆时，浙江乌程有一个沈氏嫠妇，家贫而不改嫁，活活饿死，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再婚的妇女，生前沈氏劝母亲不要改嫁，姐姐改适了就和她断绝往来。沈氏死后，她母亲说她“愚”，想不开，落得年轻轻死亡的结果。经她母亲一说，“于是里中人咸以愚妇目之”。这表明社会下层民众认为贫苦守节乃至死亡是不值得的，对沈氏持否定态度，这与上层社会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知识群中也有人持有允许寡妇再婚的思想。俞正燮认为对寡妇应抱这种态度：“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礼敬之斯可矣”。钱泳指出阻挠孀妇再嫁是“讲道学之误”，他说妇女是否再婚，应该“看门户之大小，家之贫富，推情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可也，何有一定耶！沈圭有云：‘兄弟以不分家为义，不若分之以全其义；妇人以不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他们同情因贫穷而再婚的寡妇，与下层民众的思想相通。 （四）强迫寡妇再婚与盗卖嫠妇 为争取生存而再婚的孀妇是出于自愿，婚事的主动权基本上在她们手中，也有寡妇不愿结婚而被强制进行的，其中又有几种情形： 其一，因财产继承问题而被迫。清朝政府规定，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即改嫁妇女不但不能接受前夫的遗产，连嫁妆也不一定属本人。因此，有的寡妇家庭拥有丈夫遗留的较多财产，她的族人为了霸占它，就逼迫寡妇改嫁。江苏巡抚陈宏谋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发布的《保全节义示》中说：“三吴恶习，妇女守节者亲族尊长中竟有无良之徒，或因有田产垂涎侵分，……多方逼逐，令其改嫁”。比如常熟顾晓岳妻潘淑清守寡，“族人觊觎遗赀，朝夕逼嫁”。 其二，为夫家所卖。有些贫穷人家，使寡媳出嫁，既可减轻家庭人口负担，还可得些财礼。宣城谈良逵之父卖寡媳稽氏，后者不乐意，也强迫出去。崇明人瞿发，以七折钱二十四两财礼，把寡媳嫁给秦观受。 其三，社会恶势力盗卖寡妇。南汇县有“扛孀”恶习，即流氓勾结寡妇所属宗族的恶人，私自为孀妇立婚书，到夜间抢人，进行嫁卖。 （五）对于妇女再婚问题的两点认识。 第一，再婚、“守节”是对立的事物，基本上是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和行为。同样是嫠妇、贞女，有的再嫁，有的守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守节是在政权、族权支持下夫权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已故丈夫还在支配活着的妻子。改嫁在劳动者家庭的女子中出现的比较多，是劳动妇女要求生存的权力，要求重建和争取幸福的家庭生活，它曲折地表现了劳动者对封建伦理观念的某种抗议。 其二，私有制既要求女子“守节”，又破坏妇女贞操。要求妇人守节为私有制所决定。有产者害怕寡妇再嫁，带走丈夫的遗产，所以阻止孀妇再婚，所谓“从一而终”的说教，不过是为这个经济利益辩解而已。但为了财产的继承，又有人强迫有财产继承的孀妇再嫁，则是从事破坏妇女贞操的行为。私有制使得有产者对保持妇女贞操问题产生矛盾，从这里看不到它所谓的神圣贞操的必要和原则，它的原则与其说是保护妇女的贞操，无宁说是以财产为转移破坏妇女的真正贞操。因此，封建社会下妇女也无真正的贞操可言，就从这里说，女子要求再婚的斗争也是完全正当的，更不要说再婚本来就应该是女子的权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