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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制度，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于政治状态，还受传统的习惯支配；它们也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因此历史研究必须把婚姻、家庭、妇女的问题包括在内，需要把它们同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等领域一起进行考察，才可能把握社会全貌和阐明历史的进程。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清代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的，它有何特点，对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妇女如何才能摆脱受压迫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女子，主要指一般身份地位的，贵胄和贱民中的妇女，一妻多夫制中的女子，均未作特别叙述。 一、包办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 清朝政府同其他王朝一样，维护父母决定子女婚配的权力。它继承明代的法令，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很清楚，子女的终身大事，由祖父母、父母作主，如果这些长辈都亡故了，就听伯、叔、姑、兄、姐和外祖父母决择；若这些人也没有，则听凭余亲尊长（如伯叔祖父母）主婚；若祖父母、父母犯死罪囚禁，子孙之婚姻亦需听从他们的安排，倘若自行嫁娶，则要受杖八十的刑罚。在家族制盛行的地方，祠堂以族人联姻关乎宗族体面，也干预族内青年的婚事。如江苏宜兴篠里任氏宗词要求，当家长为子女议婚将成时，必须报告词堂的宗子、宗长，他们同意了，婚事才能定下来。这样婚姻的当事人——青年男女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配偶，不管他（她）们愿意与否，都得服从家长以至族长的安排。本来，一对结合的新人，要长期共同生活，白头偕老，但是他们的结发，不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却凭家长捏合，这样的匹配是包办婚姻。这就是清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内容。 那么家长给子女选择配偶，又是根据哪些原则进行的呢？我们从载籍资料获知，主要有两条。一是论门第，二是论贫富。 清代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们间的极其重要的交往——联姻，也和其他社交一样，受着等级的制约。雍正年间纂修的《浙江通志》说宁海县“婚姻择，先门第”。道光中编写的安徽《祁门县志》说该县风俗，“婚姻论门第”。同治时撰写的湖北《石首县志》谓该地“男子十岁以上，女子十岁而下，门第年齿相匹，即为定盟”。光绪间编纂的江苏《崇明县志》说当地“婚姻论良贱，不论贫富”。可见“论门第”、“严良贱”是联姻的重要准则。门第，主要是官民范畴内的界限，诸如贵胄之家，品官之家，绅衿之家，平民百姓，等等差别。良贱，区分良民与贱民；良、贱也是不同的门第，所以要详加区划，是强调良贱的不同。婚姻论门第、严良贱，就是要它在相同的等级或上下相差不远的等第间进行，而最不允许的是良人与贱民间的联姻。 清朝政府严格禁止良贱通婚，法令专设“良贱为婚姻”的条文：“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奴自娶者，罪亦如之”；“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因婚而入籍为婢的女子，改正为良。法律中还有“娶乐人为妻妾”的专条，禁止官吏及其子孙与贱民中乐籍人户通婚：“凡官并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注册，侯廕袭之日降一等叙用”。凡是良贱为婚，不仅体罚打板子，更重要的是判处离婚，决不许良人以上的家庭掺有贱民的血统，以维持良贱制度。 宗族祠堂作为封建势力最直接的统治人民的机构，极力维护婚姻论门第、严良贱的原则。望族不乐与寒门联姻，更不准与贱民通婚。如康雍间，无锡县华姓宗族一成员将女儿许配给奴仆的儿子，该族士人华泰认为有辱宗党，出面干涉，男方对此毫无办法，就找别的理由告他，打了几年官司，婚姻终被拆散。上述规定和事实说明，禁止良贱通婚是统治阶级所竭力奉行的政策。 人们政治身份的良、贱与经济状况的富、贫虽不等同，但大体上相当。尽管有的地区婚姻论良贱而不计贫富，但是在更多的地方，既辨别良贱，又计较贫富。如在无锡，“婚姻之家，必量其贫富而后合”。在安徽宁国府，也是“婚嫁论财”。家庭经济不富裕的，顾虑到女儿出嫁后的生活，更要考察男方的经济情况，所以“中下之家论财”。论财，就使得经济状况基本相同的人家为儿女提亲，结为姻戚。 婚姻论财突出地表现在讲究聘礼与嫁妆上，尤其是聘金的多少，常常成为婚姻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雍乾时期翰林院检讨夏醴谷说当时婚姻论财的严重情况是：“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苟厚矣，妇虽不德，亦安心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苟丰矣，婿虽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主婚的男女双方家长过分地挑剔对方的礼物，也是查看对方的经济力量。 婚姻论门第与论贫富，在这两方面，又以前者为重要，因为良贱是不易逾越的鸿沟，人们必须严加注意。 二、婚龄的规定和童养媳制度 清朝政府规定，男子十六岁，女子十四岁，就达到结婚年龄，可以自便。这项法令，继承了宋、明的立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虚岁十四、五岁的少年就可以成亲，是一种早婚制度。早婚是当时的习惯，在社会上层和缺少劳动力的贫穷民众家庭中尤为流行。清朝的帝后是早婚的典型，顺治帝十四岁大婚，康熙帝的婚事更早在十二岁的童年时完毕，雍正帝的孝圣皇后结婚时十三岁，乾隆帝算是晚婚的，大婚时也才十七岁。帝后的婚龄之早，表现了皇室、贵族、官僚等社会上层家庭婚龄的一般情况。社会下层的缺少劳动力的家庭，为了获得劳动人手，常给年岁幼小的儿子娶年长的媳妇，形成小女婿的社会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婚龄的规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有所变动。在长期的战争年代，法定婚龄偏小，如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565年—576年在位）规定，女子十四岁到二十岁之间必须出阁，北周武帝建德年间（572年一577年）强制十五岁以上男子、十三岁以上的女子成亲。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婚龄也在实际上被提前了。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规定女子在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必须出嫁，否则多征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的法令，强制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成家。这些婚龄的规定，是实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因为战争使人口锐减，统治者为增加劳动力和补充兵源，强迫青少年早婚以藩殖人口。 清代的婚龄法规是稳定的，虽然没有强制少年结婚，但实际是鼓励早婚，鼓励人口的滋长。在清代，人口的猛增成了爆炸性的问题，由顺治七年（1650年）的一千零六十万丁口，增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人。早在清朝初年，康熙帝、雍正帝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屡屡说人民生计困窘，是由于生齿日盛而田不加服所造成的。乾隆帝在晚年更惊呼他的属民比乃祖时跃增十五倍，表示他对民生问题的担忧，说些要求小民“俭朴成风，勤稼穑，借物力而尽地利”的陈辞虚语。康熙帝、乾隆帝祖孙都没有推迟结婚年龄、限制生育的措施，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为子孙多是好事——“多子多福”。比如雍正帝祝愿他的宠臣云贵总督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鄂尔泰报告他已有五个儿子，雍正帝说他的祝愿实现了。他的父皇康熙帝有儿子三十五个，女儿二十个，堪称为“多子翁”。人们希望多生，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宗法的封建私有制，需要有血缘关系的财产继承人；在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社会，家庭需要及时补充劳动力，这就是早得子、多生子思想意识和现象产生的根源。由此而派生的早婚制度及其稳定性，就不难理解了。 早婚还表现在童养媳制度上。童养媳，又称“待年媳”，就是由婆家养育女婴、幼女，待到成年正式结婚。 童养媳在清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童养的女孩年龄多很小，有的达到了清代法定婚龄，也待年在婆家，则是等候幼小的女婿成年。其待年情况，可从下列《童养媳事例表》得知一二： 王祖畲《镇洋县志》卷10《人物》 乾隆《苏州府志》卷69《列女》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15《记陈烈妇事》《养一斋文集》卷15《徐节妇刘孺人传》 张海珊《小安乐窝文集》卷4《贺烈妇传》 《钖山李氏世谱》卷首之14《孝烈母汪孺人传》 嘉庆《芜湖县志》卷12《宦蹟》 乾隆《苏州府志》卷72《列女》 光绪《吴江县续志》 张士元《嘉树山房集》卷12《黄贞女论略》 《钖山李氏世谱》卷首之14《节母梅孺人传》 王祖畲《镇洋县志》卷10《人物》 童养媳婚姻的流行，有着广泛的社会原因。第一，贫穷的人家生下女儿无力养活，就把她给了人，长大了成为抚养者家中的媳妇。安徽绩溪县这种情形很多，所以嘉庆间修《县志》，说贫者“女生畀人抱养，长即为抱养者媳”。第二、结亲聘礼重，婚礼浪费大，陪嫁多，而这种习俗常人又无力抗拒，但是童养媳制度倒可以大大减少这种开支，男方抱养待年媳不需要财礼，等到正式结婚，仪式要比大娶简单得多，不要花多少钱，女家也不要陪嫁妆，没有破家嫁女之忧，所以同治间纂修的江西《新城县志》说到当地童养媳盛行，强调“农家不能具六礼，多幼小抱养者”。婚礼习俗，成为造成童养媳制度的一个原因。第三、清代社会还有公婆或丈夫病重提前娶媳妇的习俗，这种做法叫做“冲喜”，希望病人好起来，这样成为出现童养媳的一个原因，如上表中提到的李绶馥妻汪氏，十三岁时，“为姑疾笃，归李为待年媳”。 童养媳制度使幼女的身心遭到无情的摧残，她们多受夫家，尤其是婆母的虐待。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一首同情待年媳的题名《姑恶》的诗，他写道： 小妇年十二，辞家事翁姑。……姑令杂作苦，持刀入中厨。……析薪纤手破，执热十指枯。……姑日幼不教，长大谁管拘！今日肆詈辱，明日鞭挞俱。五日无完衣，十日无完肤。吞声向暗壁，啾卿微叹吁。姑云是诅咒，执杖持刀鋙。岂无父母来，洗泪饰欢娱。岂无兄弟问，忍痛称姑劬。疤痕掩破襟，秃发云病疏。一言及姑恶，生命无须臾。 道出恶婆要把童养媳纳入规范，动辄打骂，并强迫幼女从事力不胜任的家务劳动，她们在这种迫害下，还不敢向娘家的亲人诉说。这样的恶婆婆不是个别的，她们要降伏儿媳，以使后者规规矩矩地伺候公婆丈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待到小字辈熬成婆婆，又以婆婆的方式虐待自己的童养媳或儿妇。有的童养媳还被婆家当作财产而出卖，如上海有贫民把童养媳卖给妓院。阳湖县有一个佃农为了交地租，要把童养媳出卖给人为妾。童养媳是一种残无人道的婚姻制度。 三、旌表贞节与寡妇再婚 （一）社会禁止再婚及其办法 男子亡故，妻子成了寡妇，聘妻成了“贞女”，还有离婚的妇女，这些女子都有再婚的问题。 统治者说夫妇为人伦之始，夫妻名分一定，就终身不能改变。为了正名分的大事，妇女要保持贞节，“从一而终”，不能再嫁，即使家贫无以为生，也要按照宋儒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不能再嫁。倘若第二次结婚，就会低人一等，受到各种侮辱。亲朋会认为他玷辱“门风”，看不起她，所谓“再嫁者不见礼于宗党”，就是指此。社会上也看不起，甚至会出现徽州的情形：“再嫁者必加以戮辱，出必不从正门，舆必勿令近宅，至家墙乞路，跣足蒙头，群儿且鼓掌掷瓦而随之”。生前如此，死后还要受到歧视，族谱的写法就在贬低和蔑视她们。如江苏丹徒县的《京江郭氏家乘》对族人妻室写法规定：正室曰“配”、“继配”，如果是娶再嫁女子则书“纳”，族人的妻子改嫁出去了则写“曾娶”，为的是“贱失节也”。 元明以来，统治者把守节的寡妇和贞女表彰为“节烈”、“贞烈”，给她们建立“贞节坊”、“烈女祠”，而清朝做得特别认真。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说：“朝廷每遇覃恩，诏款内必有旌表孝义贞节之条，实系钜典”，命令各地“加意搜罗”，对山乡僻壤、贫寒耕作的农家妇女，尤其不要因她们请旌经济有困难而遗漏。旌表节孝，除像以前一样给个别节妇银两建牌坊外，又命在各地建立节孝坊，表彰所有节妇。又放宽表扬条件，原定五十岁以外死了的寡妇才能申请旌表，改为四十岁以上而已守寡十五年的。几年后又以有的官员不认真执行，下令把建立节孝祠的情况作为卸任交待的一项内容。在这个政策下，族表节孝成了地方官的一件要务。常熟县把西洋天主堂改为节孝祠，储放节妇、烈妇、孝妇、贞女的牌位。吴江县于乾嘉道间建立贞节坊七个，旌节坊五十个。受到旌表的人很多，上海在同治以前表彰的节烈妇女已达三千多人。有的宗族祠堂也给节妇贞女建立祠宇，并在家谱上大书她们的事蹟，“一以阐幽，一以励俗”。 统治者在经济上对寡妇施行小恩小惠，在客观上起着阻止她们再嫁的作用。一些地方官和绅衿组织恤嫠堂、安节局、全节堂、崇节堂、清节堂、保节堂、儒嫠局，它们有一定田产，给贫穷寡妇一些资助，或接受她们进堂生活。有的宗族给寡妇抚恤金，特别是在有义庄、赡族田的宗族内，如华亭张氏义庄规定，寡妇之家即使经济不拮据，亦按贫穷族人标准给予口粮、衣物，浙江永康县应氏宗族有恤嫠田一百余亩，收入全给节妇贞女。有的地主给佃农寡妇以优待，如广东香山刘清的佃农死了，儿子尚幼，遗孀失去租地就无法维生，刘清为保持其“清节”，允许其继续耕种，交不足地租也不追逼。 （二）寡妇的悲惨生活 封建势力的压迫，封建思想的束缚，产生了它的恶果—一在妇女中造成许多悲剧。最惨的是殉夫制度。一些妇女在丈夫死后自杀相随：“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鸩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或不嫁而终身”。如石埭县方坤死了，妻李氏自刎。有的人本来不想死，但有人逼她改嫁，她为了保持贞节，以自杀来抗争。震泽沈天喜妻方氏二十二岁守寡，婆母劝她改嫁，适有湖州富商愿买为妾，公公同意了，方氏听到这个消息，投水自溺。福建流行的一首民歌：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死，断肠幽怨填胸肊。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 三尺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 控诉了宗法势力对妇女的迫害，揭示了寡妇被迫殉夫的一个社会根源。 清朝政府对殉夫现象，既赞扬，又有所保留。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前，对于殉夫者多加表彰，这一年大学士等又题请旌表山西的烈妇荆氏等人，康熙帝因而说：“今见京师及诸省殉死者尚众”，然而丈夫寿短，妻子何必自殒，这种轻生是反常的事，过去旌表，使死亡者“益众”，自今以后，严行禁止“王以下至于细民妇女从死之事”，当然不再旌扬了。康熙表现了开明的态度，但是殉夫乃是“夫为妻纲”的产物和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思想和制度不改变，必然会有殉夫的现象。而它是“大义凛然”的事情，统治者觉得不表彰不好，到雍正六年（1728年）就斟酌情形，表扬那种尤为节烈的。特例一开，地方官请旌的就多了起来，到雍正十三年，闰四月的头几天，请旌表的节烈妇女就多至十数人，于是再令劝谕妇女不要殉夫。清朝政府尽管不是那样积极倡导殉夫，但那时的婚姻制度决定了这是不可能根绝的现象。 守寡，是统治者竭力提倡的，一部分被“忠臣无二主，烈女无二夫”思想控制了的妇女，“耻再嫁”，“知重名节，以再嫁为耻”。守寡，对于没有独立经济的妇女来说，在富贵人家生活有着落，尚可维生，对贫穷人家，就极其困难了，所以有一部分寡妇要再婚，但是仍有一部分人身处贫贱，犹守空房。如武进郑马氏二十九岁丧夫，身边有三男一女，夫家、娘家都穷得“空如悬磬，无以度日”，好心人劝她改适，马氏表示：“宁饿死，不改节”，终于把孤儿养大。可算是守寡者的典型。嫠妇不仅失却丈夫的爱，还受一些人的欺凌，生活艰难，备尝人间的辛酸，是人生的极大不幸。 守贞又是守寡中最悲惨的事情。有的未婚妻在未婚夫亡故时殉情死去，有的到夫家，或在娘家守寡。如前述石埭县方坤妻李氏殉夫事，其子方启祥先方坤夫妇死，启祥聘妻林婉卿闻丧，来守孝，面上刺“守制”二字，表明誓不改嫁的决心。 未婚妻守贞已属离奇，更加惨怪的是广东的“慕清”。广东风俗，把未婚妻的不出嫁叫作“守清”，“原未许嫁而缔婚于已死之男子，往而守节，曰‘慕清””。据说有许氏女向父母要求同意她慕清，双亲不答应，她说姐姐没有嫁着可心的丈夫，生活痛苦，二老也担心，设若我再遇到那样的人，不是让你们更难过了吗？而且我身体瘦弱，不能适应家务劳动，嫁出去也没有好处，找个死鬼做名义上的丈夫，我就可以安心生活了，要不然就出家做尼姑，那样名声反倒不好。她父母见她态度坚决，只得依从。恰巧有个姓陈的未婚男子死了，就把她“嫁”到陈家。陈家小姑和这个嫂子很处得来，虽已定亲，也把婚退了，求慕清在家。许氏女的那一番议论，说明在残酷的封建制度下，女子出嫁后可能遇到的种种不幸，因此，还不如独身的好。守清、慕清，是妇女丧失人生乐趣情况下的婚姻制度。 未婚而守节，在社会上层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反对者，理由是：据礼法规定，未婚夫死，未婚妻列入齐衰之服，三年丧毕，就可以脱离关系了；再说婚姻包括一系列仪式，有定婚礼，结婚礼，未婚夫亡，即没有举行过结亲仪式，算不得真正夫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守贞是诡僻的行为，不符合圣贤的礼教。嘉道时学者俞正燮说：“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意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他认为赞扬贞女的人是贤者没有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缘故。比较起来，还是倡导守贞的社会舆论强大。 清朝政府对于守贞既不反对，也不鼓励：“独室女未婚守节及以身殉者例勿旌”。规定是这样，然而旌表的贞女并不少。 总之，统治者的提倡，是产生守贞、慕清现象的重要原因，即使俞正燮等反对守贞的观点，也是在圣贤规范里打圈子，并不能揭露封建势力压迫妇女的实质，因而很难起到制止守贞的作用。 守节者，殉葬者，上层社会家庭的女子比较多。还有一种守节现象，当作深入分析。先看几个操持家务的孀妇事例： 宝山潘杨氏，“家贫，凭十指以给衣食，奉翁姑，孝养无缺”。 宝山李周氏，“日治布以课子读”。 奉贤曹吴氏，“佣工奉姑，生养死葬，凡曹姓柩无祀暴露，概为埋瘗”。 奉贤范沈氏，“抚孤耕织，营葬三世”。 金坛刘汤氏，“家无斗储，勤十指以给”。 金坛史程氏，“日夜纺织，易布易粟”。 这类资料很多，在地方志的列女传里可以随手拈到。持有女子守节观念的作者，利用她们的孝顺公婆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纪。不管潘杨氏等人的行动是否出于封建伦常的支配，她们的行为本身却更重要。她们是贫穷的妇女，她们的劳动维持了由于死去男子而陷于绝境的家庭，她们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使老人得其终，终而有葬，使儿童得其育，长而成人。这是劳动人民敬老养幼的美德，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过去封建统治者给它蒙上节孝的外衣，今天要作深入识别。应当看到同是一个守节，在不同身份及经济状况家庭的女子身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内容，甚至有着某种质的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