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永 章(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 在以往的客家研究中，为论证客家人的根系中原，人们十分重视客家人的南迁历史。罗秀林先生提出的五次南迁之说，奠定了客家源流研究的基础，堪称厥功至伟。其中西晋末、唐末五代、宋末三次南迁，更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有着重要联系。 但是，中原汉民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南迁，“并不是客家人的独特现象，中国南方各省居民，其祖先们大都有同样的经历。”①它同样可以说明这些移民是广府人、福佬人的先民。同此，要证实客家人确系中州后裔，仅仅从移民史的研究加以说明，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客家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从文化渊源与内容上，深入探求与讨论中原文化与客家文化的源流因袭关系。因为“文化”是区分民族与民系的关键与标志。所以，本文拟就构成文化重要内容的礼制方面，对客家文化中保存的中原古风阐述己见。 人生礼仪，是社会的文化与民俗事象之一。它是指人的一生中，在不同的生活和年龄阶段举行的独特仪式和礼节。在人类生活中，普遍遵循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四大仪礼。从客家四大仪礼反映的风俗，人们不难发现，“汉家制度，犹有存焉”，“循乎古礼”②。 诞生仪礼 它是人的一生中始发之礼。以血缘为纽带的我国家庭和家族，对婴儿降生极为重视，因为这意味着血缘关系的延续不断。在宗法制度极为流行的客家社会里，更是如此。 诞生仪礼，始于孕育期。客家地区，怀孕谓之“有身”。此词，古已有之。据《国语·晋语》卷十载， 胥臣对文公曰：“臣闻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变。”韦昭注：“娠，有身也。”按：韦昭，三国吴人，其注集东汉郑众、贾逵诸家注本之大成，故可断“有身”一词的使用，不会晚于汉至三国时期。换言之，客家人从在娘肚子里开始，所受到的文化熏陶，即今日时尚所谓的“胎教”，已烙上了中原印记。 “做满月”。客俗小孩出生一月，名“满月”或“弥月”；满月宴客，则叫“做满月”。如民国《上杭县志· 礼俗志》卷二十：“男女生一月曰弥月，戚友以鸡及布物为馈。妇之母家兼送襁褓衫帽被裙。” 民国《龙岩县志·礼俗》卷二一则载：“弥月，送儿衣帽，曰作满月。”此俗，也可从中原地区寻源。周朝时，以胎儿足月，称作“弥月”。如《诗经·大雅·生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其后，转变为与“满月”同义。“满月”之名，唐已有之。如，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七月丁亥，“以东宫诞育满月，大赦天下，赐三日。”③。从此，生子满月宴客之俗流行。 做满月时，小孩有“开斋”之仪。这以《石窟一征·礼俗》卷四所载为详：“俗生子弥月，延宾至酒半时，父抱子至筵前，众宾皆整衣冠起立，父抱子以授上座者，饔人捧盘盛猪肉一方，生鱼头一，熟鸡腿一，葱一根，水一盂，银印一，置于水盂。上座者每取一物，各因其义为吉语，咳而祝之，谓之‘开斋’，言小儿自此食荤也。”表面看来，“开斋”可谓是客家地区独具一格的民俗；但细究起来，此俗仍含古代中原地区“汤饼之会”的遗意。汤饼，为汤煮的面食；“汤饼之会”，也是指庆贺婴儿的宴会。据《新唐书·玄宗皇后传》卷七六载，王皇后对玄宗说道：“陛下独不念阿忠（指后父）脱紫半臂易斗面为生日汤饼邪？”又，唐人刘禹锡《送张盥赴举》诗云：“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可见，客俗与唐代俗，名称与做法虽有不同，但基本点一致。这就是：唐人引箸以祝，即后世客俗“开斋”之“吉语”；“汤饼会”吃面食含有长寿之意，“开斋”则为喻食禄之福，同是对婴儿未来的祝愿。 “作对岁”。客俗，出生一年，名“对岁”，又称“周岁”。亲友送幼儿衣物，名“作对岁”。在这一天，要进行一项预测周岁幼儿的品性、爱好与前途的活动，父母陈列文具、工具、玩具诸物置儿前任其抓取以卜。如，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周岁，戚友馈以布物。主人以笔砚算盘玩物等置儿前，观其发志所取，古所谓‘试儿’。”此俗，在我国古代，除名“试儿”外，又名“日卒盘”、“试日卒”。按：“日卒”，系周年之意。以盘盛试周岁儿之物，故名“日卒盘”。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卷二载：“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卷五载：“至来岁生日，谓之‘周’，罗列盘盏于地，盛果木、饮食、官诰、笔砚、算秤及经卷、针线应用之物，观其所先拈着，以为征兆，谓之‘试’，此小儿之盛礼也。”换言之，从南北朝及宋朝以来，南北各地均有把作周岁视为小儿盛礼之俗，届时还有“试儿”的活动，以预测小孩的未来。可见，客俗“作对岁”来源之久远。 冠笄仪礼 男子成年礼，通称冠礼。加冠，标志着社会承认童子已成人，从此享受成人的权利与承担社会义务。 据《礼记·曲礼》载：“男子二十，冠而字。”冠，是指穿礼服时戴的帽子。加冠，先加缁（指黑色）布冠，次加皮弁，再加爵弁，是为“三加”。加冠之后，命以字号。古代，冠礼，需宴客，仪礼相当隆重。 在客家地区，曾遵行周礼的冠礼制，主要在明代以前的士大夫家庭。如，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引旧《志》云：“男子女子年十五以上及二十者，择吉行之，向在习礼世族亦遵朱文公家礼。近罕举行。”换言之，冠笄之礼依宋人朱熹所定家礼执行。 但是，因古代一套冠礼极为繁琐，后世客俗已有所变革，其遗俗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有的地区有“出童子”之俗，含加冠余意。如，民国《龙岩县志·礼俗》卷二一载：“冠礼，久不行。俗于男子十六岁时具香烛茶果，告于祖庙，责以成人，谓之‘出童子’。于古人命冠之意，庶几近之。” 一是大多客家地区，自清代康熙、乾隆之后，普遍改为临婚加冠，即将冠礼与婚礼一并举行。据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邑俗，冠笄之礼不行。大率男子将婚始加冠，女临嫁始笄，此在清康、乾间已然。今男将婚而冠，女将嫁而笄，尚仍其旧。”将冠笄礼与嫁娶礼合二为一，是历史进步的必然结果。这样做，一是简化了手续，符合后世加快了的生活节奏；一是男婚女嫁，即俗称的成家立业，从此，成年男女对家庭对族群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仍保留了冠笄礼的本意。 冠礼仪式，多由长者加冠、簪花，或命以字，并祝辞规劝。如，同治《南康县志·风俗》卷一引旧《志》曰：“冠礼多在婚娶时，卜日速宾择有德望者数人东西排立，其长者行三加礼，余各以次醮酒簪花祝辞，寓规劝，冠者左右跪谢，起入洞房，行合卺礼。”又，同治《兴国县志·风俗》卷十一载：“古者冠而字。兴俗，男子将娶，父命以字，或师或父之挚友为作字说，勉以训辞。冠礼虽不行，犹存饩羊之意。”可见，后世客家地区的冠仪，虽不如古代隆重而完整，但基本内容还是保留了的。 女子，成年则行加笄礼。笄，即簪子。女子十五岁盘发插簪，以与未婚女子相区别。如， 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卷八载：“嫁前一日髻，谓之上头。”“上头”礼仪极简单。具体过程，据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至期，女氏先择日请族戚中福泽之妇二人为女冠笄。”总之，加笄，改姑娘头饰为妇人头饰即了。可见，客俗笄礼远较冠礼为简，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的必然结果。 “上头”一词，来源颇早。在南朝梁简文帝《和人渡水》诗：“婉娩新上头，湔裙出乐游”可证。可见，客俗女子笄礼，直接袭自古礼。 婚礼 婚礼，属人生仪礼中的大礼之一，故自古以来都受到个人、家庭与社会的高度重视。在人生诸仪礼的演变传承中，其形制最为完备，传承最为长久。 客家地区的成婚过程，保留了相当完整的传统礼制，故古人赞叹其俗“近古”。我国古代婚制，有所谓“六礼”④。这就是：一、纳采：男方请媒提婚。二、问名：托媒人问女方姓名与出生时间，以便占卜决定男女生辰八字是否相合。三、纳吉：是将占卜合婚的喜兆通知女方，属提亲订婚阶段。四、纳征：将彩礼、嫁妆送往女家。征者，成也。婚姻关系正式建立。五、请期：择定结婚佳期，备礼通知和征求女方同意。六、亲迎：男家派人或新婿亲自迎娶新娘。 客家地区婚仪，称谓虽有所不同，但内容大致和“六礼”相合。具体分述如下： “问名”。合纳采与问名为一。男方通过媒人和女方联系后，致仪礼请庚帖于女方。征得女家同意后，媒人将白纸开具女方年月时送往男家，谓之“打婚纸”，此为福建上杭客家俗。女家以庚帖或银庚牌回答，其回礼称曰“回好”，表示合意，此为广东永安（今紫金）俗。因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媒人将女方庚帖交与男家，故江西南康客家人名曰“传庚”。 “定亲”。男家将女方庚帖卜吉后，将聘金酒肉鸭果饼诸物送往女家，作为定亲之物。此即古礼的“纳吉”。如，民国《龙岩县志·礼俗》卷一载：“许婚后，男家以花布、手巾、洋银各二，诣女家见女，谓之‘定亲’，古之‘纳吉’是矣。”客家地区对此礼的称呼，大同小异。有的名为“做定”，如光绪《丰顺县志·风俗》卷七载：“继则名为‘做定’，择吉日备礼银猪羊米酒等物，送至女家，答以袍帽书仪等项。”有的名为“下定”，如光绪《上犹县志·舆地·风俗》卷二载：“男氏诹日用金银镯环衣裙果饼行聘，俗云‘下定’。”有的名为“实定”，如道光《长乐（今五华）县志·舆地略·风俗》卷四载：问名之后，“继则以聘金酒肉鸭果饼诸物，凡数盒，敬祖者曰祖盒，余曰礼盒，谓之‘实定’。”总之，客俗定亲，又名“做定”、“下定”、“实定”。这一切意味着：婚姻关系已开始建立，但还未最后确立。 “纳征”。送彩礼作为聘礼，俗名“行聘”，如道光《永安县志·地理·风俗》卷一载：请庚帖后，“次有实定，有行聘二礼，皆用金币猪羊鸡饼酒槟榔蒌诸物。”或名“大定”，如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志》卷二十载：小定后，“继而男家备礼往女家大定。女家具婚书回老家，谓之出红婚（前之生庚用白纸条书写，此即用龙凤帖，故谓之红婚。书婚帖者，男家则应具润笔奉送）。即古之纳征也。”总之，客俗之行聘、大定，均与古“纳征”之礼相应。换言之，“大定”，是在“小定”的基础上又迈进一步。从此，双方正式结为亲家。 “请期”。客家地区叫法虽多，但差异不大。有的叫“报吉日”，如嘉庆《平远县志·风俗》卷二载：“将娶，行聘礼，预报吉日。”有的叫“送日子”，如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大定后，“旋择吉送日子，即古之请期也。” 请期例应奉日子金一圆或数圆不等。有的叫“报日”，如民国《赤溪县志·舆地上·风俗》卷一载：“将娶，复须请期，亦以鸡酒豚鱼备物而致诸女家，称之为报日，女家之名曰允期。” “亲迎”。也有的客家地区名为“接嫁”⑤。至期，新郎是否至女家迎回新娘，因时因地不同而有三种情况。 一是由婿亲迎。较早时，曾行于福建龙岩、上杭等地，以后多有改变。如，民国《龙岩县志·礼俗》卷二一：“届期，婿盛服乘舆并备新人彩舆，导以鼓吹往妇家亲迎，行奠雁礼，谓之娶嫁。”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则载：“旧《志》云：……至日，男之父醮其男诣女家亲迎，行奠雁礼。女家延婿宴饮，为婿簪花挂红。……此惟大家行之，普通多不亲迎。” 一是无固定格式，权宜而定，广东惠州地区多如是。如光绪《惠州府志·杂识·风俗》卷四五：“或亲迎或不亲迎，各以其便。” 一是由戚属代迎。广东紫金、始兴地区多行此俗。如，道光《永安县志·地理·风俗》卷一：“素不亲迎。娶之日，男家以姑往。”民国《始兴县志·舆地·风俗》卷四则载：“先之日，姑上女门，代为亲迎，名曰娶嫁。”可见，广东地区客俗多以婿之姐妹代为亲迎。 总的趋势是：早期有亲迎之习，晚期则多不迎；普通人家废行亲迎之俗较早，士大夫家庭则延续亲迎之俗较长，因为他们受礼制熏陶较深。如，道光《长乐县志·舆地·风俗》卷四：“旧《志》云，亲迎之俗，士大夫间或行之。今则无矣。”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卷八也载：“男不亲迎。”可见，今梅州及其属县五华客家地区，在清末道光、光绪之后已停行新郎至女家迎新妇之仪。 需指出的是，在客家婚礼中除遵行中原“六礼”外，在其他婚俗中也可窥见中州遗风。如：“执炬”嫁娶。在送嫁队伍中，媒人先行，谓之“踏煞”。两人执炬以送，称为“送嫁”；男家执火炬以迎，谓之“等嫁”。此俗，唐、宋时中原地区已有。如，宋·司马光《书仪》载：亲迎时，“婿乘马在前，妇车在后，亦以二烛前导。”可见，后世客俗亲迎执二火炬的客俗，即系“以二烛前导”的唐、宋之制延续。再往上溯，此制源于上古时代，其时因早期婚姻，盛行抢婚制，故嫁娶多在黄昏后进行，“婚”之名即源于黄昏时嫁娶之意，故需点火送迎。 “拜堂”。客俗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庙见敬祖，拜舅姑及诸长辈，谓之“拜堂”或“拜厅头”。此俗，新娘拜见男方祖宗及长辈后，意味着正式加入男方家族成员，并已获男方认可。但也有当日即行之者，如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卷八：“今州俗，妇人入门，本日即拜祖，亦曰拜堂。”拜堂之俗，早已行于国中。如唐人王建《失钗怨》诗云：“双杯行酒六亲喜，我家新妇宜拜堂。”可见，“拜堂”礼颇为隆重，因为整个家族都为接纳新的成员而欢庆。 三日下厨“主中馈”。据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卷八载：嫁后三日，“拜灶，主中馈。”新娘入厨房，做菜肴食物，奉献公婆品尝。此举，既是考验新娘的烹调技术，又是对公婆诸长辈的孝敬形式，并象征着操持家庭主妇工作的开始。此俗，也来源有自。早在唐代，王建《新嫁娘》诗咏道：“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回门”与“拜问”。女儿出嫁后，需于一定时间内择吉日偕夫婿返父母家，客俗称作“回门”或“转门”，此属最终一项婚仪，至此婚礼宣告结束。据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择吉日归宁，曰‘转门’。普通多以满月行之。”民国《赤溪县志·舆地上·风俗》卷一则载：“归宁必在明年岁首初二日，必与婿偕，名曰‘回门’。谒岳父母贺礼必极丰腆，谓之‘完倍’。而岳于是日亦设筵款宴。宴毕，婿先归，女则必待初十而归也。”可见“回门”之期，客家各地不一。上杭多在满月，而赤溪则于次年春节。回门，含有女儿婚后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女婿则感谢岳父母赐女为妻的恩德之意，故女婿谒见贺极丰厚，名“完倍”，即加倍偿还之义。此俗，宋代都城称作“拜门”。据宋·吴自牧《梦梁录·嫁娶》载：“其两新人于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门礼。女亲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按：“回门”，指新娘从婆家回到娘家；“拜门”，指新婚拜见岳父母。所言角度不同，内容则一。 总之，客家婚礼的全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堪称处处保留中原古礼。如，道光《定南厅志·风俗》卷六载：“婚礼少币帛而有传庚、小聘、大聘、报日、迎娘、拜堂诸名色，盖依于纳采、问名、纳币、亲迎、庙见之意，犹事之近古者也。”又，同治《赣州府志·舆地·风俗》卷二十载：“礼有纳采、问名，俗名传红，士大夫则曰传庚。礼有纳币，俗名茶礼，士大夫则曰过聘。礼有纳吉、请期，俗曰报日。礼有亲迎，俗曰接亲。礼有合卺，俗曰交杯。名虽异而近古。”可见，客家婚俗一本中原礼制，只是由于时代发展而有所融通与变异，故以“近古”言之，最为贴切。换言之，二者差别，主要在于叫法与繁简不同，而婚礼本身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蜕变。 丧葬礼 在人生各项仪礼中，丧葬之礼最为繁杂。它是人生最后一项“通过仪礼”和“脱离仪式”。如果说，诞生仪礼标志着一个人正式进入社会的话，那么，丧葬礼仪式则意味着一个人最终脱离社会，给人生旅程划上一个休止符号。 客家地区的葬礼，是从古代周礼演变而来的。根据“生有所养，死有所葬”的原则，葬礼隆重肃穆。其“循乎古礼”的主要做法有： “出厅下”与“加新衣”。当病人危急进入临终阶段时，需给病者穿新衣，并抬置在厅堂，因客俗忌死房间，俗称“出厅下”，据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卷八载：“病革，加新衣，迁居正厅。”此制，源于中原古礼。据《仪礼·士丧礼》卷三五载：“士丧礼，死于适室。”注曰：“适室，正寝之室也。”唐宋以来，一直沿袭下来。按：正寝，今人家所居正厅。至于“加新衣”之制，也是有所本的。据《礼记·丧大记》卷四四载：“ 撤亵衣，加新衣。”意为脱去脏衣、换上新衣，以进入另一世界。 手握巾扇与“含口银”。客俗给死者手中握巾扇，系由古人习射握决极演变而来。据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握手用巾扇，犹古用决极。古人皆习射，故用决极；今人则不习射，而持巾扇也。”与此同时，则给死者口中置银屑。如，民国《龙岩县志·礼俗》卷二一载：“纳银屑于口，盖古含饭礼也。又握银于手。均以示自生至死，有吃有用之意。”按：纳银于口，曰“含口银”。此制来源颇古。据汉·班固《白虎通德视·崩毙》卷四载：“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饮以玉，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饭也。”据先秦礼制，死者有含玉、含贝、含饭之制，依其等级身分有别而定，统名为“含口”。后世，客俗就地取材演变为含银，故曰“含口银”。 给死者日夜点灯。客俗，在停尸期间，日夜烧香、焚纸、点灯，至大殓后始停止，名为“亡人照冥路”⑥。其用意是：冥间道路黑暗，点光以使死者赶路。按：周礼，人死后，晚间需设寮点烛，以便利丧家办丧事。至佛教传入后，始附会为“照冥路”之说。可见，此俗循古礼而有变。 小殓与“七星板”。小殓，把棺材放进厅堂，棺盖仰放侧旁。棺内铺黄土一寸，依次加七星板，铺纸垂，铺茵褥（内装碎纸、灯草）。黄土、纸、灯草的作用，在于吸水。七星板，即夹底板，因上凿七孔如北斗七星而得名。在板上斜凿枧槽一道，使七孔相连。据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载：“松棺二寸，衣帽以外，一不得自随，床上惟施七星板。”这表明，七星板之制，北齐已有之。 大殓与“魂帛”。大殓，客俗，大小殓之别，在于是否盖棺。如，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棺不盖谓之小殓，盖棺谓之大殓。”大殓以后，停柩于厅堂。糊纸为屋叫“灵屋”，木主叫“灵牌”，将木主置于灵屋叫“安灵”，意为此后死者安居于灵屋之中。其后吊唁者均对灵位行礼。客俗以小竹悬纸幡于灵屋旁边，当是本于古人“魂帛”，即以布招魂之意。据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载：“柩之有，《礼》曰：‘死者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古人施以柩侧，近俗多用竹悬出于屋外。”可见，客俗当是从以纸幡悬于屋外改悬于死者之屋（灵屋）外而来。 “成服”。客俗，大殓后，死者亲属按亲疏关系穿上丧服，故名。此制，先秦时已有。如，《礼记·奔丧》卷五六载：“惟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若未得行，则成服而后行。” “题谥”与“孺人”。成服内容之一为“请谥”，即由主持人带领死者家属哭请私谥。私谥，男子由族长撰拟，妇人由外家撰拟。谥，人死后，以其生前事迹而为之立号，为劝善彰德之意。私谥，非官方而由民间自行命名。与题谥有关的，还有“题铭”、“点主”一类求虚荣的仪式。据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富家世族请有德望名位者题铭或点主。题铭之式，铭旌写就。留谥不书，空其格，俟题铭者书之。点主，则灵牌之主字空上一点，俟题主之人下笔，故曰点主。此等仪式，徒饰外观而已。”按：“题主”、“题旌”之俗，也是来之有典的，如《清通礼·凶礼·官员丧礼》载：“葬之日，择宗亲善书者一人题主。”关于私谥之起源，黄香铁《石窟一征·礼俗》卷四写道：“士庶俱有私谥，盖始于前明。余尝考明以前墓碑皆无私谥，则知其始于明也。至今相沿。”笔者以为，私谥始于明说，失之过晚。其实，从碑文考订，我国私谥之风不会晚于汉代。如，《碑版广例》载：“私谥始于周末，讫汉浸盛。陈实之文范，法真之元德，皆其选也。”又，客俗喜以孺人饰死妇之名。据民国《上杭县志·礼俗》卷二十载：“妇人已故，木主、铭旌、墓碑旧时夫无职位者，皆书孺人。”此俗，也是有所依据的。最初，孺人为大夫之妻称号。宋代，改县君封号为孺人。明、清时，七品之妻封孺人。客俗推而广之，将平头百姓之妻也美称为“孺人”。 “披麻戴孝”。客俗丧服，有定制。计有：麻帽；头箍；麻衫；服衫；麻带；孝杖；草鞋；麻鞋；麻髻；竹髻；坎头；孝裙；麻围等。穿丧服，客家话叫“披麻戴孝”。此说，来源较早，如《元曲选·冤家债主》：“你也想着一家儿披麻戴孝为何由。”客家丧服，一遵古制而不变。如《左传》晏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载：“晏桓子卒，晏婴粗衰斩，苴（麻有子曰苴）经带，杖，菅履。”可见，春秋时晏子服粗麻衣，麻带，杖行，草履，与后世客俗毫无二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