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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引出在一个日历年里有两个新年庆典的问题。无论是在国家的日历类别里，还是在学术文献的表述里，元旦和春节在过去90多年里一直都是两个不同的节庆，甚至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价值表达形式。实际上，在谈到中国的时间框架、年历、节庆、公共假日等主题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把元旦与春节看作中国近代以来多种对立关系（如现代与传统，官方与民间，西方与本土，科学与迷信，理性与习惯）的两个代表，并在一种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中处理有关它们的公共文化政策问题。 笔者借助“过渡礼仪（通过仪式）”的理论，尝试以一种把元旦和春节当作可以互补、合并的因素的观念来认知中国的文化现状的一个基本的方面。“过渡礼仪”的分析模式(schéma)是法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范·哲乃普(ArnoldvanGennep)在《过渡礼仪》一书中发展起来的。他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在空间、时间，以及社会地位上都时时经历着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通过将这些转变行为划为一种专门的礼仪种类，便可从中分析出一个共同的仪式进程(séquencecérémonial)，统称为“过渡礼仪”(ritesdepassage)———它包括三个阶段：分隔礼仪(ritesdeséparation)、边缘礼仪(ritesdemarge)，以及聚合礼仪(ritesd′agrégation)。在辛亥革命创立中华民国之初，政府改用号称“公历”的西历（格里高利历），以西历的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第一个新年。1914年1月，政府又颁布法令确定旧历的新年为“春节”。格里高利历的新年被用“元旦”之名在法律上确定下来，是要取代中国固有的新年及其过渡礼仪的。结果，在一个社会里却弄出两个新年庆典并行于一个日历年的局面。 在1930年前后的几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有关方面都推动过用元旦替代春节的运动，结果都同样回归到元旦和春节并行于世的格局。这种格局又已经运行了四分之一世纪，元旦和春节之间的替换预期已经渐渐地演变为互相依存的关系，并有可能在今后被认知为同一新年过渡礼仪的两个阶段。 笔者与5位研究生在上一个年节的观察和调查所看到的现状是，中国人的年意识和过年的仪式活动分布在从“圣诞节－元旦———小年－大年（除夕、初一、破五）———元宵”的时间过程。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从元旦前后进入“过年”的状态，在春节假期进入过年的高峰，到元宵之后，“年”才算过完，进入平常状态。 元旦是国家法定的新年庆贺日，在非农部门工作或打工的人都应该休假。有关方面照例要发表新年贺辞，举办招待宴会；各个单位都有元旦聚餐、发放年终奖、表彰年度杰出人物的习惯；青年人比较多的单位会举办新年舞会。有不方便在春节期间拜年的朋友和亲戚的人通常会邮寄贺年卡给他们。所有这些都会集中反映在媒体之中，在全国形成节日气氛。不管是否直接参与其中的活动，人们都会以某种程度感受过年的意识。元旦并不仅是政府的仪式活动日，城市人口都多方面地参与一些有关的活动。即使是在这个时间仍然居住在农村的大量人口，最起码也通过元旦晚会的电视直播而在意识上被卷入其中。 一些人从小年开始而另一些人从除夕开始的春节，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所参与的。民众要过春节，各级政府也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过春节的惯例，如宴请各国使节和各行业代表的招待会，老干部和军人家属慰问活动，春节晚会，春节团拜会。政府工作人员个人当然会以个人的身份按照一定的传统习俗过年。 在这些事实面前，我们不宜在国家层次上把中国的新年活动认知为两个分立的庆典。从理论上说，在国家共同体的层次，只可能有一个新年过渡礼仪。从个人心理上说，人通常不会在一年里具有过两个年的体验。如果抛开“元旦”和“春节”（旧元旦）在范畴上是两个不同的“年”的含义给我们造成的刻板观念，我们借助范·哲乃普把过渡礼仪看作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认知到中国的新年过渡礼仪是同时包括元旦和春节的。 （标题有改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