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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模式的民俗 从文化层面来讲，民俗是一种文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无形的、口头的和非物质的。但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对于这种无形的、非物质的民俗文化现象要给予更多的重视。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大家熟悉的优美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最近几年，《梁祝》正在争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实这在3年前就开始了，不过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大问题是各地都说《梁祝》是自己的，比如宁波人认为梁山伯是鄞县(今奉化县)县令；上虞人说祝英台故里就在绍兴的上虞；杭州人也据理力争，说万松书院是主人公读书的地方……其实《梁祝》是哪里的并不重要，关键是《梁祝》反映了中国人某一阶段的婚姻模式。远古的时候，越地的女性都比较刚烈，魏晋南北朝时北方的文化向南方转移以后才有了《梁祝》，从刚烈走向柔和，向儒学发展。所以《梁祝》文化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社会转型期之间的新的婚姻文化模式和人们对两性祈求的心理，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和生死不渝的情感，这是典型的中国男女两性之间的无形的口头的关系。 无形的口头模式其实相当多，不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是。我有一个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请当地老师来家里吃饭。其中有一道汤，老师喝完觉得很鲜。问他是什么，他说是野鸭子。老师大吃一惊，马上说澳大利亚抓野鸭子是犯法的。学生恍然大悟，说下次一定注意。可没料到过了3天，一张罚款单来了，动物保护委员会罚他5000澳元，把他一年半勤工俭学的钱全罚走了。在中国看来这个老师有问题，鸭子也吃了，还告状？但在澳大利亚，这样做是很正常的，老师不告发反而有问题。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式，我们现在更要关注这种文化模式。 民俗承载民族魂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展现的民俗，虽然光怪陆离，五彩缤纷，但其深层却有着这一民俗的承受者所特有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文化基因。在这文化基因中，一种心心相印的共同意愿，荡漾着亘古以来连绵不绝的具有共同精神内涵的集体意识流。并由此构成了群体民众——民族、国家思想精神文化的基础，民族魂，国魂的内核。 民俗与人俱来，与族相连，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烙上了群体性共识的印记。任何民俗，说到底，都是一种群体性的感受和认同。各民族中最古老的民俗:神话、巫术、图腾、方言、仪式等人类最初的原生态文化意识图，它是集群而居的初民在共同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下，相同的生理、心理机制不约而同滋生的共同约定和俗识。其中积淀着人类实现自我进程中，使人逐步摆脱兽性，光大人性的共同的文化基因与文化进化系统，其基础，如同含金的伴生矿的原生态民俗。 民俗本身具有对后继社会行为起规范化模式和思想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在现实中，它以衣、食、住、行等有形的物化形态和情趣、风尚、习俗等无形的心意表象，通过口头、行为、心理的载体，沟通了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外一个历史阶段的连续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为人类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石。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民俗传统，而只能在旧民俗传统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一个国家崇高的民族精神的建设同样如此。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思想文化史角度来看，从来没有彻底理性化，而总是在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运动中前进的。民俗作为传统，本身就是这样一种存在于今天的世代链环。毋庸置疑，很多源远流长的民俗传统不再有明确可辨的形式存在，但是，并不影响它以某种成分和变异的形态而继续发展。正是这种内在的规范性的相继延传，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构成了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行为与模式，情趣与爱好，从而为一个国家的固有的民族精神的凝聚作了层层的积淀。 有人说，传统的民俗已过时，唯有引进外来的现代文化与精神文明，才能重铸国魂。这是不正确的。在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中，当然应该吸取外国优秀的精神文化。但是，一国的国魂，代表民族群体的崇高精神，不可能是外来的，而只能是本民族中固有的，它的根基不在国外，就在我们千万年来流传不衰的优秀民俗之中。这些民俗中展现的民族的精神力量，足以代表我们国魂的雄姿。例如，心意民俗中，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精卫衔木填东海的悲壮举止及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等等，无一不令人扼腕叩节激动不已。人生社会民俗中，重阳节登高尊老，其精神今天仍为社会倡导，成为全民响应的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 民俗孕育了国魂，国魂就在民俗之中。如美国，立国才几百年，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居民来自五大洲，四大洋，如何把他们牢牢地粘在一起，是个大问题，为此，就设计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节日和其他的习俗活动，从中来操练并展示一种美国精神。至今，它们已有了200多个稀奇古怪的节日。透过这些眼花缭乱，色彩艳丽的节日，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其中明确的动机——企图铸造美国魂。这种方式究竟有多大效果，姑且不论，但是，民俗与国魂民族精神是紧密相连的母子连环，这是事实，我们千万不能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