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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由于礼仪之争，康熙帝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终至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这是清代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熙初年，钦天监汉官与在华西方传教士发生了一场“历法之争”。通过这场争论，康熙帝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性。他大胆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的知识为朝廷服务。传教士们为清廷观测天象、推算节气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编纂天文书籍，为西方天文学的东传，和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还设计和制造火炮，为平定三藩之乱立下功劳。并充当宫廷教师，为康熙帝讲授西方科学。这一切使康熙帝十分满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康熙帝颁布了著名的“宽容敕令”，公开解除禁令，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因此，天主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中西文化交流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礼仪之争的爆发，却使局面迅速逆转。 什么是礼仪之争呢？这还得从明朝末年谈起。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美术引起士大夫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支持，在天主教教义和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合儒、补儒，以适合中国习俗的方式传教。这种传教方法就是“适应策略”，它是由中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和国力强盛的现实所决定的。它的核心就是尊重中国文化、适应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中寻找具有同一性的地方、由此及彼的契合点。为了便于在中国传教，以利玛窦为首的一批耶稣会士顺从中国礼仪，对于教徒的敬天、祀祖、祭孔均不禁止。利玛窦去世之后，耶稣会内部就产生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儒家经典中的“天”、“天主”和“上帝”是否和拉丁文的Deus具有同一意义？敬天、祀祖、祭孔是不是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这就是中国礼仪之争。 为了统一认识，1628年，在华耶稣会士在嘉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耶稣会士，还有徐光启等数位著名的中国教徒。会议决定沿用利玛窦的看法，不以祀祖祭孔为迷信，禁止以“天”和“上帝”称呼Deus，保留“天主”译名。这是一个折中性的决议。 嘉定会议未能真正平息耶稣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其它传教会的入华又使礼仪之争风波再起。164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上书罗马教廷，提出17个问题，质疑耶稣会在华传教的方式。1651年，耶稣会派卫匡国赴罗马申诉。经过一番讨论，1656年3月，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发布通谕，肯定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的策略。1659年，罗马教廷圣职部下达指令，明确指出：“只要中国人不公开反对宗教和善良风俗，不要去尝试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方式。……一般来说，人们都珍惜及热爱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好。这是人之常情。……不要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方式不同而藐视中国人的方式，反而还要尽力做它们习惯的事情。”这道指令反映了亚历山大七世尊重不同文化传统的精神。可是，后来的教皇又摒弃了这种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