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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郊祀制度之定型及其祭歌 汉宣帝即位以后，“修武帝故事”，神爵元年(前60)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畴，三月行幸河东(即汾阴，今山西荣河县)祠后土。《汉书·郊祀志》记宣帝“盛车服，敬齐祠之礼，颇作诗歌”。《王褒传》：“神爵、五风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保存在《宋书·乐志》卷4“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圣人出》、《上陵》、《上之回》、《远如期》4章，据清人陈沆考证，《圣人出》(《宋书·乐志》列为第十四)述宣帝起自民间而为天子之事。《上陵》(《宋书·乐志》列第八)多言神仙瑞应之事，如“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汉书·宣帝纪》：“神爵元年诏曰：逎者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中。”《续汉书·礼仪志》：“正月上丁，祀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礼毕，以次上陵，太常乐奏食举。”“世祖庙”即武帝庙，立于宣帝。《乐府诗集》一六：“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按古辞，大略言神仙事，不知与食举曲同否。”此诗盖上世祖陵所作。《上之回》记甘露三年春，宣帝郊泰畴，于甘泉宫接受单于朝见之事。《远如期》大略与《上之回》同时作，“专颂单于来朝”，“明皆宣帝时事”。 汉元帝于初元二年(前47)春正月幸甘泉，郊泰畴，后幸河东，祠后土，初元五年幸雍祠五畴。《通典》卷42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前32)接受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议，“作长安南北郊”，将甘泉泰畴徙置长安，罢甘泉、汾阴祠，同时将汉初以来“雍、鄜、密、上下畴、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属，并余淫祀陈宝等祀，所不应礼者四百七十所，皆罢。”但后来匡衡坐事免官，成帝亦以“颇好鬼神”兼“无子”之故，甘泉、汾阴祠及诸淫祠又得以恢复。《汉书，郊祀志》记载后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宫，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可见西汉郊祀活动始终伴以求仙长生及张皇鬼神之巫术。而在平帝元始年间，匡衡首倡的郊祀制度得到大司马王莽的推重，史称“元始故事”。据《通典》卷42记载： 莽又颇改祭礼，云：“天地有别有合。其合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亲合祀天地于南郊，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别者，天地有常住。以冬日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祖配而遥祀群阳，夏日至，使有司 祀北郊，高后配而遥祀群阴。” 王莽又将“皇天上帝”、“太一”、“后土”合并为“中央黄灵”，实即黄帝。将汉初的“雍郊五畴”即青、赤、白、黑、黄五帝移置在长安，并依据《礼记·月令》之意将天地诸神合并归类，体现了天地神祠的秩序化和规范化： 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昊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 这一“元始故事”体现了汉代郊祀活动由原始巫术及方术向儒家祭祀体系的回归。尽管王莽的新朝很短暂，但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采“元始故事”，“立郊兆于洛阳城南”。《宋书·乐志》卷1有记载： 汉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祭祀志》：“位在中坛上”)，乐奏《青阳》、《朱明》、《西皓》、 《玄冥》、《云翘》、《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哥《青阳》，夏哥《朱明》，并 舞《云翘》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 “《青阳》、《朱明》、《西皓》、《玄冥》”，汉《郊祀歌》题为“邹子乐”，“《云翘》、《育命》之舞”，据《北堂书钞》卷107引《魏名臣奏》卢毓云“出自汉武”，“旧以祀天地”。明帝永平二年，“始迎气于五郊”。具体来说，立春日，迎春东郊，祭青帝句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明帝时分汉乐为四品，“大予乐”即太乐，为“郊庙上陵之所用”。《后汉书·明帝本纪》：“(永平三年)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注引《尚书‘璇玑钤》：“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汉官仪》：“太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东汉郊祀歌辞基本采用西汉武帝时的《郊祀歌》，罕有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