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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俗文化的再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18-01-14 中华文史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日用器物本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品,按照人们的意愿,用自然界的原料加工做成适合人们使用的器物,以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这是社会的文明和生产者聪明才智的表现,就这些成品本身乃是无知无识的客观存在,但在理学家的心目中则赋以道的含义,道是什么,是伦理化的观念,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所谓“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个理,便是上达。”(23) “格物” 即是从普通器物中体认天理人情的无所不在,能体会者即能做到下学上达,这是为学的境界,这就是要有从小处着眼的工夫,一事一物都要仔细琢磨出其中的义理,“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吃饭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脱衣服也在上面,更无些子空阙处。”(24) 能不能有这修养就在于能不能正心诚意,屏除私欲,关于这点朱子在回答问题时作了透彻的说明,记载说:“ 问‘五典之彝,四端之性,推寻根源,既知为我所固有,日用之间,大伦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为私欲所挠,其要在窒欲。’曰:‘有一分私欲,便是有一分见不尽;见有未尽,便胜他私欲不过。若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25)  因此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间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本心出来。”(26)此种看法在宋明理学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如果说日用之学在先秦主要是阐明百姓日用中的无知,愚夫愚妇们需要君子去做教化工作,以加强君子的使命感。到宋明理学则明确表白崇天理,灭人欲的宗旨,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琐事中调节和克制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欲望。服食器用在这些思想家的眼中,不仅是供人温饱,也是实践礼的手段。礼和俗凭借百姓日用之学,相互依存、整合,而致礼俗一体。以意识形态统率生活,教化人们信守伦理规范,这就不仅从法制上也从道义上泯灭不断萌发的生活欲望,这是防范物欲横流,实践礼治的最佳状态。所以在百姓日用之学盛行之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倾向。
    享受生活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一样是人类本能的欲望,这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也可以滋生罪恶,危害他人和社会,它需要法制和道德的约束,而不是一概禁绝,所以禁欲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模式对个性压抑强度最大的是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管制扩大到私人生活的领域,这到程朱的日用之学已发展到极至,所谓“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日用之间,以敬为主。”“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无不从器用消费、生活行为等方方面面教化民众遵循等级之别。日用器物的制作本是满足人们的发展和享受的欲望,在中国却意识形态化,给以压抑人性的导向。所以崇天理,灭人欲,不仅是哲理的、教育的、法制的观念,又扩展到百姓的生活日用,成为笼罩在民众头上的天罗地网。
    这种文化模式,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居家生活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无处没有等差,无处不受到教化。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正是从日常生活中接受伦理思想的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任其王朝更迭,风云变幻,生活模式一如既往,这对稳定社会心理,凝聚广土众民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这种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机制,又导致民族心理承载礼教的重负,使个性压抑达到最大强度。所以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礼俗文化,使得衣食住行,百姓日用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性的特征。
    四、从百姓日用之学中滋生人文启蒙
    百姓日用之学虽然维护的是封建伦理,但在发展中又滋生出异己的因素,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压抑个性的层面,又孕育了人文思想的启蒙因素,从而又淡化了压抑个性的色彩,甚至成为张扬个性的先导。这主要表现在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已越出传统伦理的网罗,萌现出早期启蒙的曙光。
    中国的伦理观念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三纲五常的内核即君臣父子,这是最基本的隶属关系。作为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臣,不是夫即是妇。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忠孝都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违反义务的就是逆子、叛臣,枉为人,直到肉体上灭其人。由君臣父子推演的诸多关系,形成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人只有成为一种角色才有其社会价值,重视人的社会性无视自然性,是传统文化对人的观念的一大缺陷。人,本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所以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基础,而角色是群体性、社会性的观念,“不是人”这一句最厉害的骂人话,用来痛斥不忠不孝之人,是从社会角色意义上开除出人籍,这是道德评判,作为人还是人,还要穿衣吃饭。连孔子、孟子也认为:“ 食、色,性也。”承认人的合理欲望,而灭人欲正是以社会性抹杀自然性,不承认人的自然存在,并上升为“天理”这最高权威来进行终极裁判,从根本上否定人人都有满足生活本能的愿望,这是扼杀人性的理论。
    难得可贵的是,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王艮别树一帜,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天性之体, 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这是“自然天则,非人力安排。”“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又说:“ 君子之学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则人之所欲,已之所恶,则人之所恶。”(27) 人的本性是自然, 自然趋向快乐,因此作《乐学歌》:“人心本是乐”,以歌颂快乐人生。 他儿子王襞解释说:“鸟啼花落,山峙水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 ”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已欲度人欲,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这在灭人欲盛行的中世纪无异是惊世骇俗之论。
    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思想,认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28)由此相应的又提出“爱身如宝”的思想:“ 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身保矣,能爱身,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并按此理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9)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突出“身”的观念是个性苏醒的萌动。
    所以王艮的日用之学不同于先秦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他认为:“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0)  在这方面百姓与圣人是平等的,这不仅在于圣人也要像百姓一样生活,经理日用家常事,而且经义不到百姓中去传播,这经义就会失去意义,突出了百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他的不事诗书,不假文字的悟道方法,给百姓的直入经典的堂奥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经典之教平民化,这是百姓日用之学的一大成效。虽然他所宣扬的是封建伦理学说中的一脉,但在缺少个体意识的封建伦理中,增加了个性化的色彩,这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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