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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八十年文化大讨论的时候，人们常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哪里？怎样界定“人”？实际上，在儒家的典籍《礼记》中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礼义也。”人懂得礼而动物不懂得礼，《礼记》还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人如果不懂礼，就是衣冠禽兽、会说话的禽兽。所以《礼记》又说：“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儒家认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懂不懂礼，举手投足是不是体现出礼的精神。《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的精神所体现的，是一种不能改变的一种道理，只有固守这一点，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在儒家的眼中，礼又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唐代学者韩愈在他的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原道》中曾经非常深刻地谈到这一点。孔夫子用“六艺”教学生，其中有一部叫《春秋》，原本是鲁国的史书，写得非常简略，猛一看，看不出什么深奥的问题来。孔夫子为什么要把它作为教育学生的教材呢？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曾经与上大夫壶遂讨论过这问题，司马迁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防微杜渐”的道理，因为乱臣贼子的出现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要懂得防范。 韩愈不太同意司马迁的说法，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春秋是一个文化碰撞非常激烈的时代，周边的夷狄与中原发生了非常频繁的军事冲突。韩愈认为，军事冲突从本质上讲是文化冲突。在彼此的冲突中，文化发生了转换，有些夷狄之邦发现中原的礼仪很先进，就模仿和学习；而中原的某些诸侯却向往夷狄的文化，也在模仿和学习。而这两种学习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的要害在于，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明靠拢，还是相反。韩愈认为，孔子修《春秋》，是要严夷夏之别，夷夏之别的根本是在礼。韩愈说，中原的诸侯转而用夷狄之礼，那么，我们就要把你“夷狄之”，就是把你当作夷狄来看待，不再认为你是中原的一员。相反，你原本是夷狄之邦，但转而使用了我们中原的礼法，认同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要“诸侯之”，把它看作是中原大家庭中的一员。韩愈的说法没有种族歧视，唯一的标准是文化。他认为，春秋时期中原与周边四夷的冲突是文化冲突，就是先进文化和后进文化的较量，是让历史走向进步，还是走向倒退的大问题。这才是孔子修《春秋》的深意之所在。 中原文化代表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文化，我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人民有非常好的文化修养，这就是礼仪文明。韩愈在《原道》中讲的道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现在有些学校也在讲授一些礼仪课，但它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将来你去求职，如果不注意礼仪，就会被人家刷掉。所以，你只要学习了礼仪，求职时就可以过关了。为了这样的目的来开礼仪课，貌似有理，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不对的。中国古代的礼仪是以修身作为基础的，《礼记》说，只有“德辉动于内”，才能“理发诸外”，你内心树立了德，德辉动于内，表现在行为上才是合于理的礼。所以，我们强调礼要和修身结合起来，如果离开修身，行为即使中规中矩，也不能叫礼，而只能叫仪。鲁昭公到晋国去访问，到达晋国的郊外，晋君派大臣去迎接他，称为“郊劳”。迎接的仪式从郊劳开始，步步为礼，极其复杂。鲁昭公居然一点都没做错，晋国人看了佩服的不得了，说他真懂礼呀！晋国一位叫女叔齐的大夫说，他哪是懂礼呀，他做的不过是“仪”罢了。礼的根本是要治国安邦，而他国内的政治非常混乱，还到处欺骗大国，凌虐小国，喜欢乘人之危，灾难将要降临在他的头上，却浑然不知。他不知将精力放在礼的根本上，却屑屑于礼仪的末节，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懂礼呢？女叔齐的话很有道理。所以，礼是以内心的德作为基本前提的，否则就是做秀。 (责任编辑：admin) |